白马寺创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中国第一古刹，世界著名伽蓝，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官办寺院，有中国佛教的“祖庭”和“释源”之称。
东汉永平七年，汉明帝刘庄（刘秀之子）夜宿南宫，梦一个身高六丈，头顶放光的金人自西方而来，在殿庭飞绕。
次日晨，汉明帝将此梦告诉给大臣们，博士傅毅启奏说“西方有神，称为佛，就像您梦到的那个一般。
汉明帝听罢大喜，派大臣蔡音、秦景等十余人出使西域，拜求佛经、佛法。
永平八年，蔡、秦等人告别帝都，踏上“西天取经”的万里征途。
在大月氏国，遇到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见到了佛经和释迦牟尼佛白毡像，恳请二位高僧东赴中国弘法布教。
永平十年，二位印度高僧应邀和东汉使者一道，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同返国都洛阳。汉明帝见到佛经、佛像，十分高兴，对二位高僧极为礼重，亲自予以接待，并安排他们在当时负责外交事务的官署“鸿胪寺”暂住。
永平十一年，汉明帝敕令在洛阳西雍门外三里御道北兴建僧院。
为纪念白马驮经，取名“白马寺”。
“寺”字即源于“鸿胪寺”之“寺”字，后来“寺”字便成了中国寺院的一种泛称。
摄摩腾和竺法兰在此译出《四十二章经》，为现存中国第一部汉译佛典。
在摄摩腾和竺法兰之后，又有多位西方高僧来到白马寺译经，在公元68年以后的一百五十多年时间里，有一百九十二部，合计三百九十五卷佛经在这里译出，白马寺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译经道场。
曹魏嘉平二年，印度高僧昙柯迦罗来到白马寺。
此时佛教也从深宫走进了市井民间。
随后，昙柯迦罗在白马寺译出了第一部汉文佛教戒律《僧祗戒心》。
同一时期，安息国僧人昙谛，也在白马寺译出了规范僧团组织生活的《昙无德羯磨》。
至此，戒律和僧团组织章程都已齐备，一条中土有缘人出家持戒修行的道路铺就，为中土戒律之始。
曹魏甘露五年，一场受戒仪式在白马寺举行。
这一天，朱士行依《羯磨法》登上戒坛，长跪于佛祖面前，成了中国汉地第一位正式受过比丘戒的出家人。
自此，儒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古老传统被打破了。
佛教在中国扎根、传播最初的二百年，整个过程都与白马寺息息相关。
这里是中国第一次西天求法的产物，是最早来中国传教弘法的僧人的居所；这里诞生了第一部中文佛经和中文戒律，产生了第一个中国汉地僧人……
总之，白马寺是与中国佛教的许许多多个“第一”紧紧联在一起的，这让它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佛教的祖庭和释源。
王生步入其中，便是能够很真切的感受到白马寺的底蕴。
哪怕是经过战火的洗礼，但是历经时间洗礼，白马寺又恢复了往日的荣光，而且比之从前，似乎还有庄严不少。
白马寺整个寺庙坐北朝南，为一长形院落，占地极广。
穿越到来之时，王生也来过白马寺，当然，当初他心事重重，自然是没有心思欣赏的。
现在便不一样了。
在身侧的僧侣介绍，王生也知道这白马寺的主要建筑有天王殿、大佛殿、大雄宝殿、接引殿、毗卢阁等，均列于南北向的中轴线上。
虽不是创建时的“悉依天竺旧式”，但寺址都从未迁动过，因而汉时的台、井仍依稀可见。
有五重大殿和四个大院以及东西厢房。
整个寺庙布局规整，风格古朴。
说起来，现在佛教，也算是开始在华夏大地传播了，而且传播得很广。
《出三藏记集》卷七《合放光光赞略解序》记载，元康元年，竺叔兰和无叉罗在陈留译出了《放光般若经》，此经“大行华京，息心居士，翕然传焉。中山支和上遣人于仓垣，断绢写之，持还中山。中山王及众僧，城南四十里幢幡迎经。其行世如此是”
可见佛教的影响。
当然，如今，还是道教执牛耳的。
毕竟是本土宗教，有天然的优势。
但要说佛教在已有道教的基础上，居然还能够发展迅猛，并且成为三大教之一，自然是有原因的。
对西晋的统治阶级来说，一直都是缺少这么一个统治工具，而佛教的教义却是完美的契合统治阶级的要求——适合推广加“安民”。
道教的教义是无为、自然、自由，可以“安民”却不利于推广。
得道成仙是有钱人才能想的，便是所谓之法侣财地，普通人对吹出来的梦都是妄想。
当然汉末道教有个流派五斗米教，推广效果很好，好到可以像张角一样造反，结果就被改造了。
黄巾之乱，可以说是直接导致了东汉的灭亡。
正是黄巾、五斗之流，掌权者不放心。
儒家在当时被世家掌握垄断，是世家的权力利益来源，但还不是完整宗教。
孔孟之学，非是经书，没有教义。
而政治的黑暗，让儒家信众都快崩溃了，例如竹林七贤，嵇康阮籍。
他们看到了佛教，发现正是需要的精神寄托，部分士大夫就用佛教来反对当权者、来麻醉自身、来表达自身不满、来转移衣食无忧之后的精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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