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既有准备，刘钰、史世用之辈十年前就埋伏于此。再者，以刘钰之能，岂不知琉球事？难道真的是今日才知？”
“非是今日才知，而是今日方才准备好。他既来，定是有备而来。唐人若不日渡海，荷兰人纵然有心，又哪里来得及？”
“土佐事，你亦非不知。刘钰兵不过五百，土佐便不能敌。唐人若有万人，在冬日前登陆，荷兰人又岂能在冬日前抵达？”
“此计虽妙，只恐来不及啊。”
大冈忠相刚才只说了个其一，正准备把这二虎竞食好处的二三四五六都说出来，就听德川吉宗这么一说，心下也是一沉。
德川吉宗又拿出刘钰的书信，将刘钰“阳谋”，教他如何防守的那番话念了一遍，说道：“如此张狂，此人大才却非那种夸夸其谈之辈，谋而后定，若如毒蛇，数年前便已盯上我。隐忍数载，只等此时此刻露出獠牙。我只恐……我只恐他连当初改铸金银之事，也是为了今日一战的赔款啊。”
“他去琉球，绝非因为才知道，只怕早就知道，不过是师出有名而已。毒牙已伸、恶信已吐，纵有捕蛇者，亦来不及啊。”
大冈忠相沉默片刻，知道这件事唯一的转机，就在荷兰人身上。刘钰既然敢在信上这么写，又在土佐做出了好大事，便是证明他真的可以这么干。
丢失一两座城池，问题不大。今日丢了，明日夺回来就是。
可刘钰在土佐的事，不一样之处就在于，一旦这城丢了，就夺不回来了。
因为夺回来的，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城了，而是充斥着数万“刁民”、“和奸”的一揆之城。
岛原之乱，集结十余万武士方可剿灭，人要换种，一个不留。若是几十处岛原之乱呢？
刘钰不是切支丹教徒，可他有比切支丹教徒更可怕的东西——仁义。
切支丹教要做事，还要先花时间传教，就算传播力极强，也得个十几年才能搞出岛原之乱。
刘钰用仁义搞事，连传教都不用。
因为从遣唐使开始，已经传教千年了！
当年山崎闇斋的关于“生擒孔孟”的话，听起来不应该是感觉到喜悦，反倒应该感觉到危机。
因为……他的弟子能问出这个问题，本身就证明思想已经混乱。
如果思想不混乱，没有疑惑，又怎么可能去问这个问题？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
有惑，方有问。
如果这是一个不需要思考的问题，弟子吃饱的撑的，去问屎好吃还是饭好吃？
山崎闇斋只是解答了弟子的疑惑，这反倒证明很多人心存疑惑：若孔子为主将、孟子为副将来攻，是投？是战？
换言之，仁义高于主权？还是主权高于仁义？正因为搞不明白，所以才问，这才是最可怖的地方。
再换个说法，周武王伐纣，到底是跟着纣王干？还是面向武王投？这个问题本就是无解的。对农民来说，德川吉宗自己心里还是有数的，自己就是纣。
如果现在要这么干的，是切支丹的南蛮国，或者是荷兰国，德川吉宗并不紧张，打就是了，死不投降，能奈我何？
百姓再怎么样，也会对赤发碧眼的南蛮人心怀恐惧，而且锁国多年，天主教徒基本死光了，再怎么样也不会搞成土佐那种“替天行道”的模式。
但儒家仁义，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像是一些知名儒生，如太宰春台，甚至认为神道教是从唐国传来的，非日本之所旧有。
既然神道教也是从唐国传来的，儒学也是从唐国传来的，那还纠结什么？舍弃神道教，罢黜神道独尊儒术得了。太宰春台的想法，又非一人异想天开，而是有极强的基础的，不少儒生对此都颇为赞同。
传教传到了这种地步，又加之五公五民的改革，德川吉宗很清楚，整个日本已经是一个堆满了薪柴的大火堆了。
就算他知道大顺的赋税也就那么回事、大顺的仁政也不见得比他高到哪去，可架不住刘钰根本就是管杀不管埋——德川吉宗觉得，真占了日本，刘钰只怕要比五公五民还狠，但没占之前，喊喊三十税一的口号，那还不容易？
再想想明末之事，心道你们的李自成不是也喊过均田免粮？却不见大顺如今免粮！可当时喊的时候，万民影从，箪食壶浆，之后的事谁又知晓呢？
这口号，偏偏刘钰真的可以喊，此才是最难办之处。反正刘钰若无侵占之心，别说三十税一，只怕均田免粮他都敢喊。
荷兰人来得及吗？只要来不及，刘钰就能让几十座城都乱起来。德川吉宗想着荷兰人，再想着刘钰，不禁想到了荷兰人曾说过的那个故事，南蛮古之名将，汉尼拔纵横罗马……或可，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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