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要是谁在奏折上，写一句皇帝不万岁，虽然皇帝万岁是废话，但这句不万岁可就事大了。
皇帝拿到奏折的这一刻，就不需要考虑中轴线、日月星辰这些东西了，这些东西在考虑中的意义就无限接近为零了。
他要考虑的，就是扩招、扩编、编制航海年历这些，对他统治的意义。
这个意义，还是非常巨大的。
比如，现在大顺开放导致的儒学危机，这个子午线问题，就非常有意义了。
大顺以后可以拿着这个问题，去参加世界各国的大会，然后确定京城子午线就是天下的本初子午线，从而获得“中国”这个天下概念、而非国家概念的巨大精神胜利。
确保天下之中的中国概念。
儒家士大夫会非常高兴，至少不会反对天文学和数学的发展。
后世的人，是无法想象此时盛世下的士大夫，若是拿到一副后世的格林尼治子午线的世界地图，看着中国的经度居然不是零、不是世界的“经度中心”，会多么崩溃和反对。
被人打一顿打的不得不接受，那是另一回事。真要那样，这反而都是细枝末节不必在意了。
然而现在不是处在“压路机”时代、觉得可以执掌天下嘛。
自信，和近代化被动冲击下的极端保守化的假自信，是不一样的。
子午线到底在京城，还是在格林尼治或者巴黎，在此时大顺主动开放，主动改变天下这个概念的时候，是个非常严峻的政治问题。
皇帝真心觉得，这个月球运动的近似公式，来的当真正是时候。
龙颜大悦地批复了此事，认为这件事应该速办，而且不是内帑出钱，是户政府出这笔钱。
赶紧扩招，赶紧加编制，尽快把这个月距星表航海年历做出来。
当然，如果只是因为这个原因，皇帝龙颜大悦，那可能说明，大顺往前走的路也就到此为止了。
之前二十年的潜移默化影响，似乎毫无意义了，皇帝依旧是个标准的儒家君主。
实则，不是。
皇帝高兴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和将来去打印度无关也有关。
说无关，没有这份月距法星表，大顺去印度也毫无问题，从锡兰那使使劲，用个破澡盆也能过去。
皇帝考虑的，是南半球大陆上的金银矿问题。
如刚刚批复的天津府尹、南洋那边的奏折上的危机感，皇帝作为这些年大顺自上而下改革的总头子，自然比这些自发感觉到危机感的人更明白。
皇帝也曾与改革派核心决策圈的人议论过这件事，就说如果将来对欧开战，大顺的海外贸易受到影响了怎么办？
海外贸易受到影响，现在皇帝已经明白，这直接关系到大顺的钱银兑换币、铜币价值、银价、作坊雇工生计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每年巨量的白银流入，大顺的银价并没有贬值，甚至相对于铜钱，还隐隐有所升值。
刘钰是弄不明白这个混乱的、多参数的货币系统的。皇帝当然也弄不明白。
但都知道，一旦海外贸易断绝，肯定会出大影响。
刘钰给出的解决办法，是发钞。
靠国家发钞，搞建设，拉动生产，顶过去那段时间。
赢了，就需要顶一阵就好。
输了，可能就得构建一个以好望角以东的、包括印度在内的内部循环了。
发钞不能只发纸币啊，大顺对前朝和蒙元发纸币的事，始终心有余悸。
所以，这个国家发钞、搞建设、拉动生产顶过那段时间的钞，从哪发？
自然，要从南半球那片大陆上找了。
既然南美有大金矿、大银矿；非洲有大金矿、大银矿……没道理南半球那个大岛没有。
要弄一条此时稳定的开发南半球大岛的航线，这就很需要能算经度的月距法星表了。
当初刘钰忽悠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时候，用的也是这个理由，要用航海钟技术换大顺出口许可。
刘钰考虑的，是依靠金矿引诱资本，而开矿又需要农业基础，从而促进一波大顺移民南半球的热潮。
这也恰恰说到了皇帝的心坎里，区别就是刘钰考虑的是人民去那边吃得饱，中途死一半，好过在家守着二三亩地；皇帝考虑的是百姓去那边，免得在家造反，解决一下人地矛盾，同时挖金银，提振朝廷收入。
他西班牙能靠挖金子，挖出来个全球帝国，大顺挖金子，顶过去海外贸易断绝期，或许总是没问题的。
通过这次修淮河、通过西北战争发财的陕西资本开发井盐等几件事，皇帝也明白看到朝廷财政调控的作用了。
毕竟连满清乾小四那样的，也明白给当兵的发工资，实质上也是在促进工商业发展，所谓“兵丁用度宽余，则百货流通，商人可获自然之利。加恩于兵丁，未尝无益于商贾也”。
大顺这边已经搞了二十多年的改革了，要是连这个道理都不明白，实在不至于。
搞明白这一点，如今又有了月距法星表图，实际上大顺卷入帝国主义殖民战争、对英开战的最后一点后顾之忧也没了。
继续发展工商业，准备去南方大陆挖金子，攒钱，一旦开战贸易受到巨大冲击，国家投资搞建设搞扩军，顶过去就好。
皇帝觉得，如此做，便不会出现那种百工失业而作乱的危机，完全可以继续搞，包括整个江苏和盐政的改革，也是可以继续深化坚定不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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