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在杨再兴负责的麾下，有一个新兵补充较多的团，因此在接应过程中，被胡骑中道冲散，虽然伤亡不足三成，却被夺走了所属的团旗。
这种噩耗让新任的第三兵马使杨再兴，当场勃然大怒几乎是带队亲自压阵，在骆马湖北岸主动攻击，袭破了至少三股胡马儿的集结地，却没能找到丢失的团旗。
这时才接到新的报告，配属在麾下的捉生将牛皋，已经先行一部带着数十名健儿，轻骑逐尘而去了。
然后，他们用了一夜时间追击了上百里之后，几乎是人人浴血带伤的，将被血水浸透又风干的团旗，给重新抢了回来，还外带了一人双份的坐骑。
如此骁勇果敢，身为前沿主官的杨再兴，认为他已经不适合再留在捉生大队里屈才，而是应该调任到一线的主战营中，做一名奋勇当先的领兵官。对此，我自当是乐于从命。
另一方面，则是我们的兵力和资源，都不足以支持更远距离的作战。
特别是在春季农业生产的繁忙时节，还要兼顾六州治下的治防和剿匪任务，随着开春，那些盘踞在偏远地带的残余匪寇，也重新有所活跃起来。
因此，只能沿着淮水追击到，烧了一遍渡口和浮桥之后，就带着沿途缴获的物资和收揽的人口，徐徐然退回到被几个大湖分隔的数段防线内。
利用整个春季的时间，除了已经完成大部分既定规划的，农田水利道路的生产建设之外。在六州镇抚的治下，还初步建立起一套基本的商业流通和军队经济的体系循环来。
相对于这些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经营和维持，且长时间才能见效的基础项目而言。
在一片空白上，重建商业流通比较容易一些，只要以州县为单位，组织和提供相应供销分社所需的场地和人手，然后通过益都对沿海港口运抵物资的调配和分流，就足以提供各种民生所需的大部分日用商品。
这种模式和制度，在本家的几大商号连锁里，已经是运用的炉火纯青，十分成熟了，因此只要根据地方布局，稍稍加以改动，就可以原样照搬过来，连具体负责的人手都可以从后方抽调现成。
而到了乡镇、村邑一级，就用定期流动巡回式的货车，乃至一至数名货郎担子的形式，就可以初步满足当地的需要。
当然，因为地方的凋敝和萧条，没有什么具有强大消费力的大户，因此相对小而全的派出货郎什么的，就可以满足大多数的需要。
因此仅仅用了一个多月的布置和传达，整个架构和轮廓，就初步建立起来了。
当然了，州县两级供销体系的真正消费大头，还是置制使统领下的数万驻留将士。
他们既有历次战斗所获的不菲私人财物，也有长期积累下来的军饷和团队分成，以及来自后方的犒赏，一次性就给增发了整整半年的粮饷。
而且因为整个冬天的奔波转战，就算到了青州安定下来之后，也基本没有多少花费的机会和渠道。
因此，在打通与后方的联系之后，他们手中就拥有相当可观的消费潜力和市场。
而提供军前的大部分商品，都是通过婆罗洲会馆背景下的随军商团，从后方采买、制备和生产的，这其实也是一种专属权益的变相垄断。
这样初步的商业税收也有了，虽然只是杯水车薪的几千缗而已，连个正常支出的零头都不算，但至少是一个可喜的开端。
因此军队内的经济体系，也是围绕这些士兵手中的余财，所建立起来的。比如以本家汇源号的名义，在军中提供独一无二的财物寄存和变价折算，乃至相对低廉的异地兑换服务。
得益于我本人的战功卓著，并且拥有军队、地盘和户口作为保障的利好消息。所以远在广府的汇源号，也很是吸收了一大批处于保值心里的游资，而相应的承兑质换业务，也在官方的变相扶持和默许下，再次得以扩张。
相应的各地分支和兑换点，除了原本的夷州、婆罗洲、沙捞洲等外海岛洲之外，还增加了岭外的扬州、江宁、洪州、福州、翁山等十数处沿海大邑。
都在在本家现成的船团航线和贸易范围内，这样可以有效的利用海路的效率和便利，来进行资金的调控和支配。
然后，我再通过一条追加的军令规定：凡是出阵前所有将士，严禁携带各种不必要的负重和累赘，尤其是个人的财货。
于是为了各自的利益着想，他们自然就会想办法，将财物寄存到相对可靠的地方去，比如汇源号的流动钱柜，然后换成一些代表定额金钱的兑换凭票。
再将这些兑换的凭票，与之前的供销体系联动起来，让士兵手中的代卷，与供销体系提供的商品直接挂钩，在一些紧俏商品上，使用代卷比普通支付手段更优惠的价格和优先权，这样通过合适的调配，初步的经济信用体系就建立起来了。
当然，这个信用体系很大一部分，都是建立在本军长治久安的基础上，只有继续支持和维护这个军士团体，才可能更好的保障他们的利益。
这也意味着通过这一系列的手段和渠道，这些普通士兵与我所进行的功业，有了更加严密的隐性联系和变相人身捆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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