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台商再怎么花天酒地，却是不影响他对政府的相信。从到二河市投资开始，他就得到了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风暴期间，他的企业受到了强烈冲击，眼看着就要挺不过去了，政府却为他解决了资金链的重大难题，让他冲破了黎明前的黑暗。
这次绑架案，他依然相信，政府还能让他度过难关。
当接到绑匪的电话，要他拿钱赎人时，他并非像常委局长说的那么犹豫不定，恰恰相反，核实儿子确实被绑架后，他便毫不犹豫地向政府寻求援助。
妻子不理解，认为他那是舍不得钱。
她说，在你眼里，钱比什么都重要！
她说，有钱你还可能找人给你生，生一打都不成问题！
她说，你这个畜牲，狼心狗肺！
那台商说，你要还想要你的儿子，就不要吵？就配合警察。你要不想要你的儿子，就吵吧闹吧！让绑匪知道我报了警，让绑匪撕票把你儿子杀了。
那台商说，你不是要把你的儿子培养成一个堂堂正正有责任感的男人吗？首先，他自己就必须要经受得住考验。如果，他能经受这次生与死的洗礼，他定能成为一个坚强的男人！
还不仅仅是这些，还有更可怕的。
如果，绑匪得逞，完全有可能还有第二次，这些家伙贪得无厌，不把他们绳之以法，那台商认为，他便会遭遇比东南亚金融风暴更加可怕的厄运。因此，他只能再次求助于政府，依靠警察化解这个难题。果然，像他预料的那样，警察在二河公园进行了周密的布防，只要绑匪拿了钱放人，警察便会从天而降。
虽然，绑匪没有露面，却更让他知道了绑匪的心虚，不管妻子怎么吵，怎么闹，怎么要他甩开警察，都没能动摇他依靠政府的决心。
当然，他也不是没有心慌。
二河公园失算后，久久等不来绑匪的电话，他就曾经心慌地想，到底哪里出了差错？难道是绑匪知道警察的行动了吗？他觉得不可能，在整个行动中，他一直都像是一个人在跟绑匪交涉，连一个随从也没带在身边。一进二河公园，他就乖乖地按他们的指命办事，他们要他向左，他就向左，要他向右，他就向右，要他在曲拱桥的凉亭停下来，他就停了下来。后来，他们叫他把装钱的皮包扔进一个僻静的垃圾筒里，他也一点没犹豫，就把皮包扔进去了。最后，他们叫他把皮包捡起来，告诉他，更改交易的时间和地点，他还是一句怨言也没有。
他想，他们还想要他怎么样呢？这还不够老实不够诚意吗？
然而，公安警察分析失败的原因时提出，问题可能就出在他太老实，太有诚意。他怎么能一点脾气也没有呢？他儿子生死未卜，不可能不焦急，不可能不要求绑匪证实他儿子还平安地在他们手里。
那台商不由出了一身冷汗，想自己真不该事事都顺着他们，想自己该发火的时候，还是应该发火！否则，那些其实比他还惊恐万状的绑匪会觉得他心里太有底。如果，暗中没有警察，你会那么淡定吗？
他问：“怎么办？还有能挽救吗？”
公安警察说：“绑匪虽然有疑心，却并没看出破绽。在三百万的诱惑下，没有充分理由证实警察已经盯上了这笔交易，他们是不会轻易放弃的。他们还会铤而走险！”
有那么一会，他对儿子充满了希望，希望儿子能以自救的形式，巧妙周旋，平安地从绑匪手中逃脱出来。这不是没有可能，他就曾在报上看过类似的新闻。他想，他的儿子也一样会那么优秀！
随着夜幕降临，不仅没有绑匪的消息，同样，也没有儿子的消息。他想，如果儿子能幸运地从绑匪手里逃脱，一定会打电话给他，儿子三岁时，就懂得打他的手机，经常在他母亲的教唆下，打电话叫他回家。
他在煎熬中等待。他等来了李向东、老董和常委局长。那个从青山市赶来，腿上还有伤的李常务市长让他感到亲切，他说，请相信政府！他说，我们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只要绑匪浮头，我们一定手到擒来，一定平安地救出你的儿子。他要常委局长当着那台商的面，一样样说清楚公安警察的行动计划，以及有可能发生的突变，遇到各种突变时，公安警察将采取的各种应对办法。
那台商很清楚，他是在给他信心，在解除他的顾虑。
现在，他唯一担心的是养尊处优的儿子能不能与那些绑匪共居一室，他会不会刁蛮无理，无端端招惹麻烦。绑匪不会要他的命，却未必不会拳打脚踢！他想，他那弱小的儿子能经受皮肉之苦吗？他想，那帮绑匪总不该把他儿子打伤致残吧？
妻子说：“他们都没人性，什么事干不出来？”
那台商无言以答。
妻子突然跪在地上，抱着他的腿：“我求求你，别再跟警察合作。他们不就是为了钱吗？我们给他们钱。”
她说，钱对你就那么重要吗？你儿子的命不更重要吗？
她说，我知道你不喜欢我，知道你恨不得我马上离开你，但是，那是你的儿子，你再不喜欢我，再恨我，也不能不要你的儿子吧？
她说，我答应你，什么都答应你，只要你能让儿子平安回来，你要我怎么样都行，叫我离开，我就离开。我什么都不要，就这么两手空空地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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