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以中国的体量，犹如一颗恒星，想不获得周围的关注都是不可能的。中国天生就自带光环，从古至今都站在聚光灯下。
所以关心中国政治格局变化的国家多的是，西方国家通过他们的商馆密切关注，但也仅限于关注，局限在利益层面，只要这种变动对他们的实际利益不造成影响，他们并不太在意谁在中国执政。
可对中国周边国家来说，那影响就太大了，相比跟西方只有经济利益关系，中国的任何变动，对周边国家造成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等都是周围国家关注的焦点。
所以当周琅攻取江南后，日本、越南、朝鲜和琉球这些传统的华夏文明圈国家，已经开始考虑中国改朝换代的问题。周琅攻取福建之后，日本就表达了善意。琉球断绝了跟满清的朝贡贸易，绝不仅仅是因为海路变得不畅。越南的西山王朝和阮氏王朝都跟周琅建立了贸易联系，但也仅限于此，没有政治层面的互动。
当周琅攻取北京的消息传开，这些国家马上就决定要派出使臣来朝贺，确定新的中原王朝跟他们的关系。
其中最积极的是越南的阮朝，他们在跟西山朝的内战中，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不出意外很快就会一统越南，按照传统，他们想取得合法地位，必须得到中原王朝的册封。
朝鲜同样如此，李氏家族想要继续合法统治朝鲜，就必须得到中原王朝的承认和册封，册封的地位都不太高，比如在明清两朝朝鲜国王只是一个郡王的爵位，清朝那些铁帽子如果去了朝鲜，朝鲜国王都得下拜。
日本并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因为由于地利原因，他们跟中原王朝始终若即若离，文化上主动亲近，政治上一直防范。他们的法理上并不是中原王朝的藩属国，至少在幕府时代，他们已经不需要从中原王朝取得合法地位了。
因此当周琅攻取北京的消息传播开后，朝鲜、琉球、越南纷纷打算派遣使臣来朝贺，日本则保持了沉默，仅仅盯着这个新王朝的一举一动，不过对去日本贸易的中国商人比以前宽大了一些，一些没有信牌贸然闯入的商船，也不再像以前那样驱逐或者扣押，而是开始允许他们出售部分货物。
但俄国人的到来，比这些国家都快，不仅仅是因为俄国跟中国同样是邻国，最重要的是俄国一直在北京有据点，他们自认为这是常驻外交人员，清朝并不承认这一点，清朝也没有常驻外交人员的西方式观念。不过这也不一定是纯粹西方的制度，战国时期的中国，列国同样会派遣常驻使者去其他国家，在各国都有本国的驿馆。
俄国人尼古拉请求面见周琅，周琅恰好就在北京，理所当然就接见了。
尼古拉并没有表示对周琅政权的承认，他只是希望维持他们跟清朝的旧有贸易关系，不希望中国的政局变化影响到商业往来，这一点周琅给了他们保证，继续允许贸易存在，包括未来大周一统中国，也不会断绝贸易。
至于承认周琅政权的合法地位，俄国人没提，周琅也不在乎，承认合法地位，常常被西方人作为政治武器来用，可中国传统的合法性，至少在中国并不是如此，最早的合法地位，是通过周天子的册封；陈胜吴广起义之后，就“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了，从此统治的合法性开始授命于天，所以祭天祭祖的登基仪式文人们才那么看重。中原王朝通过祭祀天地取得合法性，而周边小国，则以中国的金册册封作为合法性来源。这就是传统的宗藩体系，是东方的外交文化。
俄国人不承认周琅，周琅还没承认俄国呢。在这个外交标准都是以我为主的时代，周琅并不需要西方的承认。他会向西方派遣使臣，从而加强中西之间的联系，但也不存在完全接受西方外交的因素。而是还原战国的传统，在程序上也不可能完全跟西方一样。
深秋落叶后，周琅就南下了，不是为了窝冬，否则他不会去南京，而是直接去广州了。
攻破北京之后，天下大势就完全向大周政权倾斜，他不需要在亲征了。留几员大将，分路出击，足以取天下。
回到南京，是为了开展政治革新，同时接见各国使臣也要在这里进行。
王辅茞等文臣认为这个程序十分重要，就好像越南等小国，需要通过得到册封来获取合法性一样，相对的，得到小国的朝贡，其实也是中原王朝加强自身合法性的方式之一。人有被人认可的心理需求，到了国家层面其实也一样，你祭个天，就真的感觉自己合法了？大多数王朝还希望得到邻居的认可。
最先到的是朝鲜使者，他们先去了北京，得知皇帝已经南下，又辗转来到了南京。
周琅高坐金銮殿，完全按照传统的程序，跟朝鲜使臣会面，对方三跪九叩一个程序都没少，周围文臣排成两列，神情肃穆，仿佛这是多么重要的东西一样。
朝鲜使臣接着宣读贺表，用的是标准的北京官话。贺表的内容，除了肉麻的称颂周琅驱逐胡虏之外，就是表达朝鲜对大周的恭顺，通过“臣玜（朝鲜国王李玜）拜首”等字眼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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