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经方点点头,说:“大总统说得对。泰西各国有的政治制度,我们的老祖宗也尝试过。比如我最近看到一本史书,里面说秦汉时期,我们国家就有所谓的‘三权分工’,即是丞相与太尉分治文武之事,御史大夫专管监察之事。只是大将军霍光在昭帝之时,任大司马、大将军、录尚书事,代阅公文,代批公文,此后权臣才三权合一,包揽一切了。”
宋骁飞说,“三权分工”只是体现了中央.最高臣权的分立,虽然也体现了政治制衡的思想,但和泰西的“三.权.分立”不同,不过可以说,“三.权.分立”是彻底的“三权分工”,我们切不可囫囵吞枣,食洋不化还沾沾自喜。
李经方说,“确实是这样。”他这时忽然明白了李鸿章当初为什么不选他当接班人。自己和宋骁飞的差距,还真不是一点。自己以为的学通中西,不过是自欺欺人。
宋骁飞说,我说过,今后不分中国的,还是泰西的,只要是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我们都可用。最早雅典时期,参与政治是贵族的特权,梭伦改革废除债务奴役制,使整个社会上的公民集体从此形成,这奠定了古代民主政治的基础。中国以前也是一个传统农业社会,政治也是是少数人的专利,虽然也形成了一定的政治制度,但在实践中,人的因素要远远高于制度的作用。所以我说,将来现代中国和传统中国在行政上的最大区别,就是“依法治国”和“以人治国”。过去几千年了,中国都是“以人治国”,将人民的幸福寄托在各级官员身上,寄希望于官员的个人道德修养,发善心,这是极不可靠的,以后还是要靠政治制度,官员首先要守法律。
李经方听了宋骁飞的话,点点头,说:“我明白了。中国的传统文明,也要向现代文明转变,我们的中华文明,应该是一个兼容并蓄的开放式文明,吸收一切有利于中国人民的东西。”
宋骁飞说:“你说得对。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五千年未灭,其实靠的就是包罗万象。只是到了近代,才特别固步自封。我们要恢复中华文明开放的传统。中华文明绝对不只是孔老二一家店。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节、恕、勇、让,诸子百家,琴棋书画,都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中国的现代化,从根本上讲,就是中华文明的嬗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要接纳新的文明元素,如何消化外来文明,使之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将成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李经方说:“中西文明彼此相互借鉴,我相信我们可以在坚持中国传统的道德天下理念的同时,加强法制建设,重视教育对人的教化作用,一个文明、现代的社会形态就会出现在中国,中华文明也因此可以顺利完成现代化转型。”
宋骁飞说:“确实如此,这个转型的过程,可能是痛苦的,也是缓慢的,但是我们这些当政的人,绝对不能停滞不前。不改革就等于自取灭亡。其实对老百姓而言,自古以来,他们需要的就只是安居乐业。但有远见的当政者,会看到,政治跟老百姓的生活休戚相关。没有老百姓的参与,政治必然会成为少数**分子的权力游戏。”
李经方没想到宋骁飞能和他促膝长谈,为了消除自己的顾虑,他提议将两人的谈话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宋骁飞表示同意。两人开怀大笑。不知不觉间,天就黑了,李经方留宋骁飞在李府吃饭,宋骁飞也没有拒绝,两人冰释前嫌,国内的政治氛围才又逐渐活泼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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