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国党’要对付陈炯明，再简单不过。
现在的陈炯明可不是广州的督军，在非常大元帅选取之前，孙逸仙是海陆大元帅。陈炯明不过是陆军总长。可是陈炯明仗着他打下了广州城，功劳最大，处处伸手。
设置制定法律，地方上的选举他都要插手。
另外，让‘国党’上下非常别扭，或者说连孙逸仙的心中都长刺的事情就发生在今年的一月份。出于对赌博的无比痛恨，陈炯明在带兵进入广州之后，就在他的占领区禁止赌博。
手段之严厉，行动之严苛，让广州城的大小赌场老板都领教了这位秀才出身的大帅的厉害。在半年多的努力之下，整个广州城内，赌场绝迹，社会风气随之一变。
这无疑是陈炯明给广州城带来的新气象，更是让广州城内的学界兴奋不已，歌功颂德的文章就不用说了。还在闹市区给陈炯明梳了一尊铜像。这下可刺痛了‘国党’上下的神经，作为‘国党’的最高领袖，孙逸仙在广州居民中的威信并不高。
反正，大炮，大炮的在私下里叫着的，也大有人在。
更不要说在广州城的闹市区，竖一尊铜像了。别看孙逸仙是广东最出名的人物，但是他在广东，一点都不受待见。
可是陈炯明不过是‘国党’的马前卒，虽然也是辛亥元老，但是在‘国党’内部，地位一直不是太高。要不是他带领不到一个团的兵力，在福建苦战10个月，击溃了福建督军李厚基，打下二十多个县城。最后组建了一支上万的大军，才打下了广州城。将桂系陆荣廷的军队，从广州城赶了出去。
今天在广州城造一尊铜像，明天就能在广州城建一座大总统府。
孙逸仙虽然明面上一如既往的表示信任陈炯明，可是架不住在他面前说陈炯明怪话的人多啊！一来二去的，孙逸仙也感觉陈炯明手中掌握的军队实力太大了一些，是需要削减一二。
再就是民望，人都是有缺点的。
就像是‘国党’的领袖，孙逸仙。为人虽然有一些小瑕疵，但并不会影响他一个革命者的形象。
政治人物，求的不过是‘名利’二字而已。
他虽然不求利，生活上也颇为简单，自然对名望非常看重，广州城竖了陈炯明的铜像，却不竖他的铜像，这足以让他将陈炯明当成大敌一样看待了。再加上，陈炯明也是一个强势的人物，孙逸仙也是说一不二的人，两人的性格针锋相对之下，矛盾自然会越来越大。
两人之间的矛盾，激化到了只有一层纸一样薄。
都是缺乏一个下决心的时机，也就是一个将矛盾彻底爆发的导火索。
这时候，任何一方有过激的行动，都会引起一场无法调和的矛盾，刚刚有所起色的‘国党’也会在这场争斗中，虚弱下去。
所以，不管孙某人是否会离开广东。还是广州自主收税的款项，最后是按照陈炯明的设想，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还是孙逸仙一心想要做的北伐，都是矛盾的关节点。
可广州毕竟太遥远了，对于远在上海的王学谦来说，他根本无从得知‘国党’在广州的形势会朝着那个方面发展，所以他迫切的需要一个知情人，为他解开这个谜团。
而在上海，能够接触到‘国党’高层的人，也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作为孙逸仙左膀右臂的汪兆铭，另外一个人就是唐绍仪。
在华夏的政治之中，乡党一直是被最倚重的一股势力。而唐绍仪和孙逸仙都是广东香山人，两人按理来说，应该是亲密团结的政治组合，不该出现唐绍仪服气离开广东的局面。
可实际上，唐绍仪还真的越来越看不惯孙逸仙。
原因有很多，任人唯亲，自从陶成章事件之后，孙逸仙就不再相信不是身边人的‘国党’成员，黄兴和他的分道扬镳，更是加重了他的这种想法。‘国党’在广东的政府，用人方面，重要职位都是孙逸仙身边的人，比如说汪兆铭，胡汉民等人。
按理说，唐绍仪的身份，已经对‘国党’的贡献，他也应该是孙逸仙身边亲近的人。
事实上，唐绍仪的出现，一开始确实让孙逸仙非常兴奋。委以重任不说，还时常找唐绍仪来聊理想。
可问题是，孙逸仙的理想，唐绍仪理解不了。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却要办无产阶级的那一套。更离谱的是，按照民国当时的工业水平，孙逸仙还一心想着当初袁世凯忽悠他的那个十万公里铁路大工程，国家工业化，现代化……
这让唐绍仪非常痛苦。
眼下最实际的情况是，你先得让老百姓吃饱穿暖再说吧！
不能你吃饱了，穿暖了，闲着没事，就胡思乱想。你让饿着肚子，满脑子想着窝头的老百姓也幻想着国家的工业化，民族崛起，这可能吗？
一来二去的，唐绍仪就开始给孙逸仙泼冷水。
当然也是肺腑之言，言者无心，听者有意。
孙逸仙的心头别提多么难受了，他就喜欢说，唐绍仪你不会做一个好听众吗？有种被人漠视的失落，说此时此刻的心情，无非是‘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可唐绍仪是个有本事的人，孙逸仙和唐绍仪都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可两人的待遇是截然不同的，孙逸仙那是流亡，而唐绍仪呢？是清朝公派的留美学生。谁更有水平，一目了然。要不然也不会被袁世凯看的那么重。委以重任不说，还对他提出的建议非常重视。很快，唐绍仪看出来，广州的‘国党’政府，只要是孙逸仙当家，没多大的前途可言。于是，离开的想法，越来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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