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贵族生活是让人向往的，宴会，打猎，冒险，这是贵族生活的一部分。正如美国银行界，摩根作为实力最大的‘带头大哥’，组织了一个银行家的打猎俱乐部。
完全封闭的岛屿，放养的猎物，甚至定期的活动……一切都像是欧洲贵族俱乐部一样，在华尔街也是让人津津乐道的。可要是把这样的模式放在民国，放在远东？就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民国的银行家更贴近于文人，文人轻贵，但绝对不会去为了享乐而杀生，打猎是那些纨绔子弟，勋贵无所事事的表现。
事实上，在民国，上流社会更加喜欢的是‘青楼花魁娘子’，诗词歌赋不见得能行，但是音律鉴赏是缺少不了的。
这也是东西方的差异，当然这种差异之下，会让人感觉东方人的内在和含蓄，不像西方人那样张扬。
可是在金钱上，人都是一样的。
盯着自己碗里的，想着别人锅里的。
不过民国的银行界，是这个世界上最为特殊的一个商业圈子，一部分银行的主动权在北洋军阀的手中，当然这主要是指在民国享有影响力的大银行，不如北方的盐业、金城两家，就是直系和皖系的金库，谁也奈何不了谁，可实际上，掌控两家银行的人才，更倾向于交通系，一个和直系和皖系谁都不相干的独立政治势力。
银行职员容易找，银行家就不太容易了。
造成这样的局面，也是北洋方面无可奈何的地方。当然张作霖的奉军是独立在关外，拥有截然不同的金融体系。
另外，南方的银行虽然掌握在江浙财团手中，但不管是浙江银行，浙江兴业银行，都无形中和美国人、英国人关系密切，比如这两家银行的大股东之一朱葆三，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美孚石油的民国总代理。以至于上海的银行圈子，连巡捕房都不敢去招惹。想象一下，在上海租界里，就是银行界的人当街杀人，拘捕的命令也只能是美英法三国的总领事签署，如果是巡捕房的总探长来，大嘴巴搧他，多半也只能是灰溜溜的离开。
以至于北方的银行虽然虎视眈眈，但对于上海崛起的大银行，也是毫无办法，谁也奈何不了谁。
造成这样的南北格局，银行界也是各自顾着自己地头的生意，也不敢伸手越界。
不够眼下的情况有了转机，盐税。
没错，盐税是华夏由来已久的税收，至少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汉代，盐铁就已经是朝廷专营商品，商人只能通过政府的特殊许可，才能经营这些特殊商品。
两千多年来，盐税一直成为华夏政府最重要的税收。
要不是清政府丢掉了盐税，也不至于连最后镇压土匪和暴乱的军费都开不出来了，导致灭国。
其实民国的几家大银行，成立的时间都不长，无法和欧美的老牌银行相比，动辄上百年，数百年的历史。拿金城银行来说，1915年成立，至今不过是七年不到的时间。底蕴，资本，都还处于萌芽阶段，相比浙江兴业，浙江银行的情况稍微好一点，但成立时间也不过十来年。
如果按照银行发展规律来说，这样规模的银行，无疑是毫无抵御风险能力的，更不要说创办准备金库，联合发现纸币等一系列的动作了。
可盐税，却给了民国银行业不一样的机会。
淮盐2100万，芦盐1300万，一年3400万的税收，都要经过七家商业银行的手，如此庞大的资金，就像是给民国的银行业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一下子底气足了起来。就像是美国的摩根，要是没有美国国债的包销权，摩根也不会在美国银行界让人忌惮。
而民国的政府，北洋政府还算好一点，南方的广州政府，更是穷困的要当裤衩的穷政府。人穷志短，政府衙门穷了，信誉就和废纸差不了多少。就是北洋政府想要发行纸币，全天下也不会有人认。但是大银行之间联合发行纸币就不一样了，拥有庞大的资金，一旦黄金储备金库建立之后，就像是钱庄门前的‘没奈何’，给人以无穷的信心。
而这届银行年会，最重要的谈判内容，就是七家银行联合构建准备金，联合发行纸币。
当然要走这一步，并不容易。
银行之间，也并不是兄弟关系，就算是兄弟，面对分家产的时候，反目成仇的也大有人在。更何况，这其中的利益，可不是一两百万就能够分的清楚的？
并且在此之前，北方以天津为中心的金融中心，南方以上海为中心的金融中心，已经成了对立面，如何缓和彼此的紧张关系，将桌子的蛋糕先吃下去再打的死去活来，才是与会的组织者担心的事。不过作为银行公会的会长，宋汉章倒是轻松。北洋政府名下，两家国有银行，虽然规模不小，但是一家隶属于财政部，一家隶属于交通部，也是水火不容的架势，能否坐下来谈，他心里也没底。
再说了，国有银行的资本，根本就不是宋汉章算是政府的人能染指的，虽然他是国行的总董，但真要摆到明面上来说服银行界的同仁，估计谁也不会服他。就是北方的几家大银行，也不会服气。别看金城、盐业银行的后台，大股东都是政坛上的大人物，可大人物的私房钱，能和国库的钱一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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