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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以晃已经接到通知，胡以晃将要前来迎接他，并且接收他的兵马，组成混合西北兵团。
然后再穿越河套地区，跨过太行山，进入华北平原，参与两河决战。
他知道胡以晃，那个打着他的名义，做了许多事情的家伙，正在率领名副其实的胡家军前来，不久就会二军会师。
他自己的那些同宗兄弟，将有一部分留下，协助他实现天军的另外一些任务。
前面的这块地区，正处于黄河几字形上端，阴山之南，黄河北岸，就是河套平原。
乌兰以晃既然继承了乌兰家族的产业，成为家主，他就不可避免地把乌兰家族的爱恨情仇继承过来。
这些纠缠很大一部分和这块土地有关。
因为这个地区一直以来都是游牧民族的栖息地，也就是说在一定意义上说，归于乌兰家族。
但是因为中中关系，又没有那种法律形式固定的所有关系。
道光以后，准许开放缠金地区，也就是河套以西那块土地，“雁行人”浩浩荡荡地进入河套，垦殖定居，在这块地广人稀的土地上形成疏疏落落的村庄。
他们之所以被称为雁行人，是因为这些人在清初时期去这一地区租种土地，每年春季至其地，以较微薄的地租垦种那里的土地,秋收后仍返回原籍，多为杉西中部、北部的汉族贫苦农民。
他们实际上就是耕种乌兰家族所有的土地。
在这些外来人还软弱的时候，他们会缴纳少量的地租。
地租虽然少，但是至少可以表明他们承认，这些土地是属于乌兰家族的；同是从经济上也可以弥补这些土地不能放牧的损失。
虽然除此以外，乌兰家族还有广袤的草场，以及更加辽阔的荒漠。
但是没有任何益处，有如此水草丰盛的草坪。
这也是明摆着事情，如同能耕种生产粮食蔬菜，必然就是生长牧草的好地方。
这些前来租种的农民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称作“走西口”。
这也是一次圈地运动，人们以低价租种那里的土地，这就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阶层——地商。
地商们利用廉价劳动力把黄河的水引到自己的租地上来，形成最初的黄河灌溉。
在没有任何科学仪器的条件下，河套地区开发了几条大大干渠。
其中最古老的一条名为旧皂火渠，建造于康熙四十二年，由当时的地商集资开挖。
永济渠，也叫缠金渠，建于道光五年，是地商甄玉和魏羊组织开挖。
刚济渠，或称为刚目河渠，才建造成功，是地商贺清等集资开挖。
河套平原西部的河套地区，俗称大后套。
俗语说：“黄河百害，唯富一套”、“天下黄河富河套，富了前套富後套”，主要就是指这些地方。
河套地区土壤肥沃，灌溉系统发达，适合种植小麦、水稻、谷、大豆、高粱、玉米、甜菜等作物，成为西北最主要的农业区。
可是问题接着来了，这些地商，掌握了这些土地使用权以后，就力量不断膨胀起来。
往下，他们加重那些租地农民的负担；往上，他们减少付给王公贵族的租金，把财富聚集在自己的手中。
但是，集中财富的同时，他们也集中了矛盾，与乌兰家族的争斗不断升级，以至于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
一旦武力决定，那就开启了招兵买马的竞争，仗打得越来越大，死人也越来越多，仇恨也越来越大，也就促发了一轮又一轮的军备竞赛。
这也是为什么乌兰以晃手头上有一支庞大的骑兵的部分原因。
地商之间，也不断竞争和变化，他们之间有分有合，最大的一家就是甄氏家族。
当代家主甄金，俨然一个土皇帝。
不过他这个土皇帝，比那些王公贵族、满清官员都更有经济头脑和经营手段。
他在大规模开垦土地，奠定河套地区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也创建了独具一格的管理体制。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满清对这样的经济活动没有基本的控制力，甄金等河套地商，发明了一种叫做“公中”、“牛犋”的运作方式。
作为民间群体，这些运行方式，以控制水权为基础，进而基本上把生产、商业、民间武装力量、信仰活动、教育资源等等掌握在自己手里，有点类似后世具有垄断能力的大型公司。
他们用这样的方式代，在一定程度上行使了满清官方应该起到的作用，使自己的影响力不断加大。
包括甄金在内的地商，把商业高利贷资本与土地相结合,以修渠灌地、收粮顶租、贩卖粮食等方式来谋取高额利润，实际上是在这一地区的特有现象。
让甄金这样的地商得以成功的条件首先是自然条件。
河套平原的地处阴山之南，黄河之滨，阴山山脉可以阻挡和削弱来自西北的寒流，加之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本来就非常有利于农业开发。
但是，后套地层纯由黄河积淤而成，平衍肥沃，微带碱性，得水灌溉则疏落如鸡粪，种植丰茂，不得水则坚成石田。
而这里的气候是雨泽稀少，降雨量大概只有和一百五十毫米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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