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岳敏之去买票，大家九点钟上了回上海的火车，下午到了上海，芳芸和婉芳在车站分手，阿根送婉芳母子回樱桃街，岳敏之和芳芸回厚德里。岳敏之处理了一些琐事，回来和芳芸告别，傍晚，就带着两张空白支票悄悄上了北上的火车。
芳芸打电话到花旗银行，问得亚当已经回来，就托他把自己的部分财产变现。她凑足了十万块，写了一张支票收在小皮夹里，静候机会交给俞忆白。
上海本地报纸上关于东北三省的新闻一天比一天多起来，街上东北口音的路人多了，也多了抵制日货的横幅标语。几家日资纱厂的工人闹了一次集体罢工。米价涨的比房价还快。起先大家都不肯买日货，可是国货涨得厉害，慢慢有些人又转头去买日货。走在街上，经常会看见绑着“抵制日货”横幅的青年学生拦住手提日货的小市民劝说。
一转眼，九月份就到了。岳敏之还没有回上海，芳芸很担心他，不肯依照约定去香港，径直在圣约翰大学报了名，每天在阿根的陪同下去学校上课，放学就回家等岳敏之。可是岳敏之总不回来，连封信都没有。芳芸只能每天看报，只要报上讲北平很安静，她就会快活。
婉芳趁着俞忆白不在上海，跑去十几家中小学应聘，还真在一家小学谋到小学教员的工作。她把颜如玉的信给谨诚看过，照旧把谨诚送到寄宿学校寄宿。每个礼拜六下午下班，就亲自去接谨诚回樱桃街，礼拜天傍晚再把谨诚送走。
谨诚看了母亲的信，晓得母亲是不会回来的了，婉芳又待他客气，打点他的衣食住行很周道。他在婉芳前面比从前听话许多。
俞忆白的教学论文颇得南京一位长者的赏识，得那位长者之助，重得上海督学的位子，还兼任已经开始招生的上海大学副校长。到了十月，他高高兴兴从南京的回来，在接风的家宴上大谈了一番抵制日货的道理，婉芳和芳芸不约而同对着那位东洋姑娘微笑，笑的俞忆白脸皮泛红。第二天俞三老爷亲自去轮船公司买了船票，把不知所措的东洋姑娘送上了开回日本的轮船。
中秋节，芳芸回樱桃街过节，就当着婉芳的面把十万块钱的支票交给俞忆白，请俞忆白以俞家的名义购买西药和棉衣捐给东北三省的红十字会。俞忆白欣然接受，适逢上海大学召开捐款大会，俞副校长捐出全部家产十万大洋，足为全校师生的表率。不只上海，连南京北平的报纸都盛赞俞校长义举慈心。
俞大老爷和四老爷在曹家渡那边建起新的纺织厂，为了节约费用的缘故，工人里边有三分之二都用的是包身工，生意日渐兴隆，亲戚们日渐远离。俞忆白捐钱给红十字会却不肯投资给自家的工厂，惹得俞大老爷堵着俞校长的汽车大骂了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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