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说，你张树刚能有今天，全是我老爸的功劳，你不能这边翅膀硬了，那边就不把我老爸当成一回事，老爸安排的这件事，你必须给办了。
张树刚虽然和刘淑慧之间的裂痕很大，但他能有今天，很大程度上都是拜老岳父刘国安所赐，他也很尊重老岳父，碍于老岳父的面子，人事调整的时候，他才把金大元安排到粮管所做了所长。
要是在十年前，安排金大元到粮管所做所长，金大元一定会欣然接受，肚子里乐开花，并对张树刚和刘淑慧感激涕零，甚至给张树刚和刘淑慧磕头作揖叫亲爹亲娘。
那时候，粮管所、供销社、食品站、技站和基金会等机构都是富得流油的单位，尤其是粮管所，每年光收缴公粮所得到的额外提成就是二十多万，再加上克扣斤两，压低收购粮价和抬高出售价格所造成的差价，又能弄上了十多万，也就是说，一年下来，粮管所可以自由支配的资金足足有三四十万，而粮管所的正式职工也就十多个人，所以，粮管所所长的位置炙手可热，觊觎粮管所所长宝座的人也多如牛毛。
然而，十年河东十年河西，随着人类社会化进程以及产品的日渐丰富，社会也由卖方市场变成了买方市场，粮管所这个昔日富得流油的实惠部门如今就如同生了小孩之后的女人，发生了质的变化，身价暴跌，渐渐失去男人的宠爱而沦为家庭的配角，地位一落千丈，成了不起眼的小角色。
因此，对于这样的安排，金大元很不满意，认为自己花了三万元人民币和一条金项链很不值。
而且，就这个捞不到多少油水不起眼的小角色，他也没能做长久。
中国的官场向来是只上不下，只要当官之后不出现大的错误，就可以稳坐中军帐，牢牢坐住位置，而且只要上边有人扶持和提携，就会像坐上直升飞机一样，扶摇直上九万里，官越做越大。
但金大元这个人有个致命的缺点，嗜酒如命，只要遇到酒场双脚就挪不动了，逢场必喝，喝了必醉，醉酒后就借着酒劲发泄不满，说自己空有凌云壮志，却没有识千里马的伯乐。又说自己的才能最起码得做个乡镇长或者书记之类的，现在却只是个粮管所的所长。那阵势好像自己真还是个人物。
有一天，金大元又喝醉了，继续在办公室里发疯。
就在金大元在办公室里发酒疯的时候，县纪委检查行风建设工作小组来到了山左口乡。
以往县里来检查的时候，都会提前下通知，然而那次行风检查，事先没有通知，山左口乡也没有提前得到任何音讯，而且检查组来到山左口乡后第一站就是粮管所。
县纪委检查行风建设工作小组到粮管所之后，正好遇到喝醉酒发酒疯的金大元。
如果金大元知道对方的身份，或者认识检查组的某个成员，并且立即热情有加地迎上前对检查组成员以礼相待，也就万事大吉，一切问题都不会发生了。
关键是金大元喝醉了，而且醉的一塌糊涂，已经乱了心智，况且他又不知道对方的身份，再加上粮管所又是他的一亩三分自留地，在他的那一亩三分地上，从来没有人敢和说过半个不字，他嚣张惯了，所以，他有恃无恐，继续在那里借酒发疯，而且信口雌黄，一嘴污言秽语。
检查组组长黄科长实在看不下去，就走上前制止金大元，让金大元注意点形象，不要在单位里喝酒耍酒疯。
当黄科长上前制止金大元的时候，金大元竟然对黄科长破口大骂起来，而且还口出狂言，说粮管所就是他金大元的一亩三分自留地，黄科长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谁他妈的敢在粮管所撒野，就把谁的狗腿给砸断。
这下，金大元捅了个大娄子。
黄科长到了山左口乡政府之后，立即找到张树刚和谭家麟，把张树刚和谭家麟两人都狠狠批评了一顿，并责令张树刚和谭家麟，立即对金大元进行停职检查。
金大元做粮管所所长，是张树刚提的名，所以，谭家麟做起了甩手掌柜，把球全部踢给了张树刚。
迫于压力，张树刚只好下令撤去金大元粮管所所长的职务。
不过，为了照顾老岳父的情绪，张树刚并没有赶尽杀绝，而是把金大元安排到乡社会事务办公室，并给了个社会事务办公室副主任的职务。
按理说，张树刚对金大元已经等于手下留情，金大元也应该知足了。
但金大元却不那么认为。
金大元认为，张树刚是婊子立牌坊，撤自己职纯粹是为了树立个人威信，安排自己到乡社会事务办公室副主任是为了不把自己送出的三万元钱和一条金项链还给自己。
而且，他认准了一个死理：既然你张树刚收了我的钱，就要替我办事（事实上，刘淑慧收金大元三万元钱和一条金项链的事，她并没有告诉张树刚，而是作为私房钱存了起来，而且这些年，她背着张树刚，已经收了四十多万元的贿赂，并打着张树刚的旗号，做了不少违法乱纪的事，正是这些贿赂和违法乱纪的事，给张树刚带来了不少的麻烦，这是后话，这里暂且不提）。
既然你张树刚收了我的钱，不替我办事，我就得把你的丑事给捅出来，让你张树刚身败名裂，为你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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