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起被大宋人搅成一团麻几乎难以预测的国际关系，伊藤博文对于日本国内的政治生态环境那可谓是门儿清的。他很清楚北海的那些浪人居然选择在这个节骨眼上聚众闹事，显然是有人在背后作梗了。
西南战争结束之后，明治政府在九州设立临时裁判所，先后砍了二十来号主犯，还关了有近一千人。打那之后明治政府发布的“散发脱刀令”得以顺利实施了，而“藩治职令”也随之真正的落到了实处，脚盆鸡最终变成了一个中央集权国家。
打那儿之后，大城市里基本上就没有留着月代头腰插长短佩刀的武士满大街地晃荡了，就更别提是聚众抗议明治政府的政令了。
倘若是在鹿儿岛县，即以前的萨摩藩出现这种事情那倒是也就罢了，毕竟那儿是当年西乡盛隆起事的地方。但是现在偏偏是在离浪人被枪击的事发地极远的北海道出现了浪人聚众闹事的情形，这就不禁让人怀疑其背后是否有别的势力参与其中了！
“那些浪人都提了什么要求？”伊藤博文问道。
“他们恳请天皇收回‘散发脱刀’的禁令，并要求恢复发放薪禄。”陆奥宗光说道。
在脚盆鸡当年的维新运动中，很多拥护明治天皇的武士在颠覆幕府统治种还是起了不小的作用的。天皇亲政之后他们本来以为可以一起分享胜利果实了，然而绝大多数武士等来的不是奖赏，而是明治政府为了减清财政负担，发布的削减了武士世代相传的薪俸的政令。
更出乎士族阶层意料的是，削薪仅仅是他们消亡落幕的伊始。世代继承的家禄（即薪俸）是士族的根本特权之一，在旧幕府时代，家禄与“奉公”是联系在一起的，奉公是履行对领主的封建义务，承担一定的工作，而家禄则是领主对此给予的报酬，两者互相依存。家禄世代继承，工作职务也随之世代相传。
然而在明治政府出台废藩置县的政策后，旧的藩政就不复存在了，士族们自然也丧失了奉公的对象，以至于形成了单方面领取家禄却不承担义务的局面。另外，虽然士族的俸禄已被明治政府削减，但仍占政府年度支出的20-30%，这尼玛都成了政府支出中最大的一块了，对于连自己家当都卖了用于捣鼓海军的明治天皇来说，这根本就是不能接受的。
于是明治政府断然实行“金禄公债”制度，彻底废除士族的家禄。虽然当时士族们得到了一笔抵偿金，但大多数人特别是下层的士族，都因不善经营而破产，最终沦为劳动力市场上待价而沽的赤贫者。
也就是说恢复家禄制度不仅仅关系到那些无所事事的浪人，同样牵扯到了那些已经转而从事生产的绝大多数下层士族的利益。也是正是看准了这一点，犬养一男才把恢复俸禄作为引发脚盆鸡内乱的切入点。
在原时空历史上，脚盆鸡是如何解决这一矛盾的呢？对于那些丧失了一切物质上的特权，急需维持生计而又不甘与平民为伍出卖劳动力的士族们，明治政府给了他们另一条途径——参与政府组织的对外军事侵略扩张行动，脚盆鸡通过裹挟士族们参与对外扩张将其愤懑和不满引向了海外。也正是因为这种政策，导致了脚盆鸡在****这条不归路上越行越远。
当然了，即便是在原时空历史上，日清甲午战争比进行得现在还要顺利的情况下，脚盆鸡也没能通过战争全部消化这些矛盾。
从满大人那里讹来的战争赔款大都落入了上层华族的口袋，还有一部分则被用来加强军备，真正用于改善民生的资金是少之又少，以至于甲午战后脚盆鸡国内出现了不少的骚乱事件。
在这个穿越众介入的时空里，脚盆鸡海陆两军在日清甲午战争中的损失可比原始空要大了很多。而且由于被BB63的406大水管支配带来的恐惧，也导致了脚盆鸡在海军军备上的投入上也比原时空要高了好多。
也就是说现在脚盆鸡国内过得不如意的不仅仅是由落魄武士构成的浪人阶层，那些辛苦劳作的平民也同样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在这种艰苦的生存条件下，只要有挑头闹事，还真尼玛不缺响应者。当然了，连犬养一男这种大阪小商贩都能看到的潜在威胁，伊藤博文这种老狐狸同样也是知晓其中的利害关系的。
“调集人手，必须把祸乱掐死在萌芽之中。”伊藤博文说道，和对大宋人的“懦弱”不同，首相大人对内可是强硬得很的。
哼，即便是西乡隆盛这个所谓精神领袖还在的时候，你们集全萨摩藩之力也成不了大事，现在就几个落魄浪人还能翻起什么浪花啊？
伊藤博文肯定是不想那场在1868年上演过的的“虾夷共和国”的闹剧再度重演的，他打算用雷霆之力扑灭那些浪人们点起的小火苗，至于那些参与者就全都发配到朝鲜去吧！
得到了伊藤博文的许可，脚盆鸡的陆军马上介入了北海道的浪人抗议事件。正如首相大人预料的那样，那些躲在乡下违反“散发脱刀令”的浪人公然地反抗了军队的弹压。
所有人都以为这些靠乡下守旧势力庇护才得以苟延残喘的浪人会被陆军一击而溃，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马鹿们在折腾了近一周之后，不仅没有驱散那些聚起来的浪人，反而让冲突蔓延到了更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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