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说了，一方面，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政府就再也没法忽视民意和资本家的意愿乱花钱了。
而根据资本逐利的本性，如果有短平快的科研项目可以做、资本家是不会投资那些需要十年甚至二十年才能看到好处的基础科研的。何况哪怕二十年后见效了，也不一定就是当初投资的那位资本家获益，可能是全社会甚至全人类都共同受益了。”
费莉萝总结了一句，自顾自先喝了一口香槟，等顾莫杰先消化一下，然后才继续往下说。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不符合资本逐利的本性——很容易理解。
“比如在高温气冷堆氦气轮机技术上，在轻核聚变反应堆技术上，这几个领域，中国如今的科研进度都比美国快，尤其是轻核聚变反应堆。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上述那两点——中国可以依靠调控和强大的中央财政，集中力量堆这些要二三十年后才能克尽全功的技术，而美国不行，每一届政府都必须为了自己任期内的政绩寻找短平快。
可是，除了这几点之外，在人工智能和其他大多数需要多年积累的领域，美国的科研速度依然超过中国。这背后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有一套严谨的慈善捐款抵税法案——这套法案，让很多大资本家、大财团不得不把‘反正不捐掉也不可能拿在自己手上’的那部分利润，捐给了大量的基础科研机构，是这些钱，支持了美国基础科研的辉煌。
而现在，因为有‘所有抵税捐助都必须用在美国国内’这条法律卡着，所以这些钱不会流出去，如果我们推演一下：要是哪一天这条法律被撤了，首先可以看到什么？会看到大量美籍犹太财团的捐资流向以色列，美国国内的科研捐助急剧下滑，然后美国政府不得不收紧公益捐赠的抵税，从而让整个基础科研行业的现金注入枯竭……那样，可就是从根子上重创了美国基础科学研究的长远发展。”
顾莫杰彻底震惊了，他不得不承认，他没有费莉萝想得这么深远，推演得如此透彻。
当然，费莉萝肯定也不是靠自己的，毕竟顾莫杰如今在美国也算是家大业大，律师团队什么的好歹也算是一个智库了。费莉萝不过是汇总了智库的全部分析，最后统筹一番到顾莫杰这儿来汇报。
不过考虑到这只是一个23岁的纤弱妹子，能做到如此，已经是同龄人无法想象的了——别的同级妹子，还刚刚在律师事务所实习怎么写起诉书呢。
费莉萝引述的这段论证，核心思想就是一个：美国的这些大资本家，并不是真心想要投资基础科研、公益性科研。
而是因为：“如果他们不投在这种领域，这钱也拿不到自己手上，只有另外两种更坏的结果”。
第一种，是被美国政府征税征走，然后因为美国政府是民选的，必须讨好选民，这些钱基本上就会用来改善穷人的民生和社会福利了。
第二种，是留在自己手上，由资本家自己交给那些改善民生福利的基金会——但是这么做的人很少。以为美国政府已经比较透明了，税款被贪-腐的很少，把钱作为纳税交给政府去做改善名声的好事，并不会比资本家自己的慈善基金会做好事效率低。
资本家之所以要捐款，自然是希望钱用在那些“如果给了政府、以政府的短视肯定不会去做的大事”上。
其实分析一下比尔盖茨乃至后来扎克伯格的那些裸捐，看上去很美，动辄都说等自己死后，把数百亿美元的家产统统捐了——
但是仔细看一下，他们捐的时候，都是捐给那些“罕见病诊疗方法与药物研究”啦，或者“基础教育设施改善与可汗学院”，要么就是“天体物理与其他基础科学研究”之类的项目上。
概括地说，资本家是在用捐款这种手段，确保自己的钱花在“让人人机会均等、让人人在起跑线上平等”这一目标上。而不是花在“有些人因为自己的懒惰，明明生出来的时候有机会富起来，他却偏偏自甘堕落地变穷”的人身上。
资本家大多是白右——当然右没什么不好，在美国的右，只是坚持机会均等主义、坚持人人艰苦奋斗发家，反对大锅饭，反对救济因为懒和笨而致穷的社会垃圾。
现在，顾莫杰和费莉萝要做的事情，就是给捐赠善款的资本家们，多开一个口子，让他们在非此即彼的选项之外，找到一个额外的选项。那么，继续把钱捐给基础科研机构的资本家显然会大大减少，美国的非营利性基础科研就会受到制度性重创。
原本要流到基础科研机构的钱，将来都流到以色列了。
顾莫杰彻底融会贯通了之后，拿出了自己的决断：
“这个事情，估计不能一蹴而就，一两年能搞定就不错了。不过我们可以先和那些犹太财团中，有这种运作意向的掮客们偷偷接触起来——这个过程里我们不要表现得太主动，免得被人利用。
但是时机合适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渠道和影响，去促成和加速这件事情。嗯，我记得马克扎克伯格就是犹太人吧，估计将来美国互联网圈子里的人，对于这条捐款用途法案的狙击，也会越来越强烈，我们可以顺势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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