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中国后世法律的启蒙，不同与慎到和申不害，虽然雷云认为，这样的法律太过残酷，也是秦二世国家就解体，中国再次陷入战乱的根本原因，但是这实实在在的是后世法律的启蒙，对中国历史，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和价值。
这一刻，雷云仿佛在倾听历史，感受这个时代最辉煌闪耀的瞬间，这就是这个时代的智慧光芒，中国法制历史传承四千余年，其总体的发展脉络、相互间渊源继承关系是异常清晰的。
不过，四千多年间，战乱不断，朝代更替，政权变换。所以从宏观角度看，各个时期法制的内容、特色也各有不同。
按照发展的阶段及风格特色等粗略的标准来划分，中国法制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早期法制、战国先秦法制，秦汉至清末法制和近现代法制四个阶段。
在风起云游的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698年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来到了春秋时期的齐国，这位青年才华横溢，很快得到了得到齐国大夫鲍叔牙赏识和举荐，担任齐国国相。
这位青年担任国相期间，对内大兴改革、富国强兵。对外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此人便是法制理念的开创者，管仲。
此后李悝变法于魏国，压制着秦国不敢出函谷关，中原五国也对其不无忌惮，如此空前繁荣的景象，而这种繁荣足足延续了一百多年。
公元前360年，年轻的公孙鞅前往秦国，辅佐秦孝公，积极实行变法，使秦国成为富裕强大的国家，定法虽然严酷，但是让秦国实现了快速崛起的愿望，收川蜀，平义渠，让秦国过得了争霸天下的资本，也足以名垂千古。
时间推进到了汉初，儒生贾谊、陆贾深刻总结了秦亡的教训，提出了德礼为治国之本的主张，以取代法家学说。至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综合了儒、法、阴阳五行各家的学说，形成了新儒学。中国的法制进步戛然而止，停滞在这个时代。
但是历史总不会忘记和埋没有价值的东西，唐太宗李世民用了很长时间和精力总结隋亡的教训，所谓动静必思隋氏，深刻体会到隋之亡，亡于宪章遐弃，不以官人违法为意。这使他惕然警醒，下令构建新的法治社会。一下子让中国的法制向前买进了一大步。
他说，法乃天下之法，非朕一人之法。他自己严于奉法执法，虚心纳谏，由此形成了以法治相尚的贞观之治，后世称之为，贞观盛世。
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遭遇到三千年未有之巨变之局，以王韬为代表的早期改良派提出建立议院、沟通上下之情为救国的良方。
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以改革君主专制政体为君主立宪政体，召开国会，制定宪法，但遭到血腥镇压而失败。
1905年以后，又是在内外交困的压迫下，经袁世凯推荐，沈家本担任修订法律大臣。他以会通中西为修律的宗旨，以西方的大陆法系为模板，数年间改定《大清律例》为《大清刑律》，制定了《民事诉讼法草案》《刑事诉讼法草案》和《民律草案》。沈家本是精通旧律的大家，他制定的《历代刑制考》和《汉律摭遗》又把中国的法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中国历史上的法制人物多如灿烂的繁星，他们的思想贡献共同组成了丰富多彩的传统法文化，法制人物缔造法律思想的艰辛历程是极其伟大，应当被所有人铭记。
“所谓一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及大夫、庶人，有不以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
“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周官之人，知而评之上者，自免于罪，无贵贱，尸袭其官长之官爵、田禄。故曰：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民不敢试，故无刑也。夫先王之禁，刺杀，断人之足，黥人之面，非求伤民也，以禁奸止过也。”
“故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国无刑民，故曰：明刑不戮。晋文公将欲明刑而亲百姓，于是合诸卿大夫于侍千宫。颠颉后至，吏请其罪，君曰：用事焉。吏遂断颠颉之脊以殉。”
“晋国之士稽焉皆惧，曰：颠颊之有宠也，断以殉，况于我乎！举兵伐曹、五鹿，及反郑之埤，东征之亩，胜荆人于城濮。三军之士，止之如斩足，行之如流水。三军之士，无敢犯禁者。故一假道重轻于颠颉之脊而晋国治。”
“昔者周公旦杀管叔、放蔡叔、流霍叔，曰：犯禁者也。天下众皆曰：亲昆弟有过不违，而况疏远乎！故外不用甲兵于天下，内不用刀锯于周庭而海内治。故曰：明刑之犹至于无刑也。”
“所谓一教者，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清浊，不可以富贵，不可以评刑，不可独立私议以陈其上。坚者破，锐者挫，虽曰圣智、巧佞、厚朴，则不能以非功罔上利。然富贵之门，要存战而已矣。彼能战者，践富贵之门。强梗焉，有常刑而不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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