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文在书写上，是没有标点符号的。但是在阅读时为求语气的顺畅，和正确的理解文章意思，依然需要注意文句的起承转合。读书人便会在文章中自行加注记号，这就是所谓的‘句读’，如果不懂句读，往往会造成误读，误解作者原意。
因此学生入蒙后，需要‘明句读’，就是学习依靠文章的语感、语气助词、语法结构等断句。但是学会了句读，依然经常会出现歧义、造成对文章字句的误解。
比如‘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的笑话，主客两人通过不同的句读，表达出七种截然不同的意思，令人喷饭。但要换成在公文、在书籍中，这就不再是笑话，而是困扰和错误了。
历史上因为句读不同导致的公案比比皆是，最著名的就是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围绕着其句读，千年来学者争执不休。要是当时有标点，争议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
上辈子习惯使然，陈恪无法忍受一篇文章从头到尾都没有标点，因此他读过的每一本书，都亲自标注过‘标点符号’。
在这本《尚书伪经考》的前言中，陈恪说文章需要读者自行句读，不仅不便，还会曲解作者的意思，这是写作者不负责任的表现，要么就是故意不想把话说明白。为了避免自己的意思被误解，也为了便利读者。故而他在文章出版时，便提前加注了标点符号。
传统的句读符号。包括句号和读号，相当于标点符号中的句号和逗号。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还有‘、’号，和‘’号，因此古代不是没有标点符号，只是没有人将其规范使用罢了。
陈恪在书后做了个附录，列出了十种常用的标点符号，并将其作用明确标注。
他这样做。绝不只是为了避免自己文章的意思被曲解，也并非推广标点符号那么简单。他更深层的用意，体现在《大学》、《中庸》两篇文章中……
在陈恪原先那个年代，稍稍有点文化的人。便知道《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并称儒家四书。这四本书构筑了儒家的思想体系，塑造了儒生们的精神人格，其重要性如何拔高都无所谓。
然而在北宋这个时期，《大学》和《中庸》尚未独立成篇，只是《小戴礼记》四十九篇文章的两篇。对于为何要将其单独拿出来，放在《尚书伪经考》之后，陈恪在前言中说道：
自己考证尚书为伪经，绝非要破坏儒家的文化根基。恰恰相反，自己是为了朔本清源、弄清先儒的思想体系。故而才去深入研究，才会发现伪经。但发现伪经不是目的，弄清先儒的思想体系才是。
那么该如何弄清呢？去找《尚书》真经么？
找到《尚书》真经固然重要，可以让我们知道，三代到底是什么模样。但对于弄清先儒的思想体系，却没什么用处。因为这是记载历史的书，且是与先儒无关的历史。
同样道理，《春秋》的意义也不大。《周易》主要是卜辞，是占卜之书。《礼记》是礼仪制度的汇编。而《诗经》则是诗歌总汇……所以陈恪总结道。《五经》内容丰富而庞杂，表达的意义不够集中、明确，无法形成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
那么如何去弄清先儒的思想体系呢？陈恪主张将《论语》、《孟子》和《礼记》中的两篇文章《大学》、《中庸》，合并为《四书》。‘退《五经》进《四书》’，以便读书人更正确的理解孔孟之道。
好吧，这都是朱熹的观点，陈恪不过是将他的事业提前了一百年。但这绝对不是简单的照搬，而是一次对中华民族思想的重塑。
因为朱熹正是通过为《四书》作注，将自己的思想注入到儒家经典中，从而使后世的读书人，接受了理学思想，使整个社会变成了理学社会。
陈恪便是要抢在朱熹之前，用朱熹的方法，把自己的思想注入《四书》，使大宋朝的读书人，接受自己的思想，继而改变整个社会。
陈恪知道，这条路比辅佐赵宗绩抢皇位，还要困难一百倍。让别人接受自己的思想，并变成他的思想，实乃这世上最艰难的事情。但无论多难他都得做，因为老天爷把他送到这里，兴许就是为了给华夏一个重塑灵魂的机会……
当然，陈恪也知道，此事非朱熹那样的圣人不能为，至少以他目前的水平，还是做不到的。不过不要紧，就像他当年，明知道赵宗实是未来的宋英宗，仍然敢支持赵宗绩和他争一争一样，陈恪从来不缺乏勇气和信心。
或者说，他天生就是个胆大妄为、自命不凡的主，就不信有什么是自己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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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读者的接受能力，以及自己目前的水平，陈恪没有一上来，就给《大学》、《中庸》作注，只是将其从《礼记》中完整摘出来……甚至没有改变其段落次序，只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加了标点。
步子太大扯到蛋，这些事情要以后慢慢做，不把自己的思想和朱子的思想融会贯通，形成一套适合华夏的新儒学，陈恪是不会贸然注疏的。
不过仅仅是这本加了料的《尚书伪经考》，就足以让他再次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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