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0月中旬的时候，原本一直高调唱多港股的斯坦利公司突然摇身一变，成为做空港股的急先锋。在他们首席分析师唱空港股之后的第二天，恒生指数就出现了暴跌，也导致选择在那一天上市的华夏电信破发。
所谓破发，是指首次新股募集（IPO）发行的时候，承销的投行在通过路演咨询之后，制定的一个可以被市场大部分投资者接受的发行价格，这个价格直接决定上市的企业能够募集到多少资金，因此至关重要。
华夏电信在香港上市，承销商是华金，这是一家和斯坦利公司有着血缘关系的内地投行，但由于在前一天斯坦利首席分析师突然唱空港股，加上市场出现巨额的抛单，使得第一天上市的华夏电信就突破了发行价，并没有像预期那样募集到足够的资金。据说这件事引得华金内地大股东，华夏商业银行董事长汪琦番的强烈不满。
当时市场普遍认为这是斯坦利香港和华金的一次正面交锋，但是现在细细想来，马家瑞却是体会到一丝不同的味道。加上最近外资投行频繁地唱多港股，这让他心中的疑惑更盛了几分。
对于外资投行的这副尿性，钟石早就心知肚明，只是他一直都不曾点破。事实上策略这种事，原本就是你情我愿的事，如果想要一直依靠投行的分析的话，和赌博基本上也没什么差别了。
外资投行之所以研究能力“强”，关键是在于他们有着能够撬动大盘的资金，这一点是香港本地又或者是内地投行所不能比拟的。而且在某些研究方面，他们的逻辑和研究方法的确能够让人信服，而这又产生了马太效应，使得强者恒强。
比如说斯坦利公司给某支股票评定为“强烈建议买入”的意见，使用他们研究报告的基金会在这份报告出来之前提前得到相关的消息，等他们潜入之后再公布出来，这些基金自然就大赚上一笔，长此以往，他们的研究报告就成为左右一支股票市场走向的风向标。
久而久之，甚至连他们的宏观策略报告都成为基金资金操作参考的主要来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影响力自然是与日俱增。
但如果说公然和市场唱反调，难道这些比鬼还要机灵的基金经理们会察觉不出来吗？问题恰恰出在这个赌性上，事实上在很多时候，在资本市场上操作和赌博几乎无二，尤其是在某些灰色角落里。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这些投行可能会发布数份到数十份结论迥然不同的报告，比如说七份唱多，两份唱空，最后一份维持不变。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分辨出对方到底是什么意图的人就不多见了。
等到市场走向出来之后，这些外资投行又会大肆宣传，我们又看对了，然后推出那些曾经看空的研究员出来，成为市场耀眼的明星。如此周而复始，最终倒霉的自然是这些使用他们研究报告的基金经理。
当然，这只是基金和投行博弈的一小部分，事实上每个基金也不可能只用一家投行的研究报告，通常他们会总结三到五家投行的研究报告，从中选择出最有可能的一种。而且有实力的基金通常自己会设置内部的研究部门，在自己调研的同时再结合投行、券商的研究报告，争取能够在市场上盈利。
这些都是从业人员心知肚明的事情，让马家瑞疑惑的是，不止是斯坦利公司在唱多，古德曼公司也同样在唱多。如此一致的步调，要不是他们在策划阴谋，要不就是他们真的觉得港股市场前景一片大好。
“捅一刀？”钟石轻笑了起来，“你这个比喻非常恰当，不过我们可以利用其他人的投资报告。比如说麦格理、美林，又或者是本地的百富勤。”
一提到百富勤，钟石突然想到了一个事情，那就是这家亚洲第一的投行现在很有可能陷入到破产的边缘。一想到这个可能，他浑身顿时打了一个激灵，顾不上继续喝茶，赶紧站起身来往办公室内走去。
“喂，是宋凌吗？”拨通了对方的电话，钟石也不多做寒暄，就开门见山地说道，“我有一种预感，国际炒家很快就要针对香港展开又一次进攻，如果你有空的话，我希望能够尽快见面会谈。”
“什么？”电话这头的宋凌眉头就是一皱，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这一切，“你有什么确实的证据吗？要知道虽然现在市场不算好，但也坏不到哪里去。如果没有确实的利空消息的话，他们很难引起投资者的跟风。”
自从11月开始，包括特首在内的香港众多政要纷纷表态要支持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甚至燕京也表示了支持，这让香港政府信心大增。而且港府也适时地公布了外汇储备，在经历了十月份国际炒家的攻击后，香港政府的外汇储备不降反增，又多出了几十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炒家还敢来冒犯香港，他们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吗？
宋凌很不以为然，不过对方既然这么说，他也不好意思回绝，在略微思考之后就约定了个地方，准备和钟石好好谈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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