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达两百多年的分裂，使得吐蕃诸部的经济文化极其落后，宗教信仰非常混乱，苯教、密宗、萨满等教派各有市场。
考虑到吐蕃的特殊情况，正乾皇帝并没有盲目搞一刀切的改土归流，而是设置了宗教和行政两套班子管理其地。
吐蕃故地所有教派的领袖和核心传人都必须先前往燕京，接受了宣部的资格认证并经朝廷册封后，才有资格传教。
否则，就是歪门邪道，必须予以取缔。
当然，推广汉字、开发特产，加强高原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等等常规操作更是少不了。
辅以种种手段，大同王朝逐步实现了吐蕃地区宗教、文化华夏化，使之成为了华夏传统控制区。
此后千年，吐蕃故地再没有长久的从中原王朝分裂出去过。
姚平仲也随师尊前往燕京接受大同王朝的各教派领袖册封仪式，并主动向宣部官员坦白了自己的身世和早年经历。
彼时，其人紫红色的胡须长达数尺，脸带红光，走路不躲避崖、沟、荆棘，且快如奔马，一手草书非常奇特雄伟。
时任宣部尚书的王沆见过姚平仲之后，甚感惊奇，不敢擅自处理，立即向皇帝上奏了这一情况。
其后，经过严密调查，确认此人就是当年清源县大战之中失踪的姚平仲。
不过，彼时大宋王朝早已烟消云散，正乾皇帝自不会与多年前的敌国逃将为难，大笔一挥便册封其人为清源法师。
清源法师一直活到九十六岁高龄方才坐化。
其人后半生除了每隔四年就前往燕京朝拜一次外，一直行走于吐蕃故地，不遗余力地扬言圣朝的文治武功和各种神迹。
在清源法师的鼓动下，众多的吐蕃贵族子弟自费前往燕京求学，又带回了汉地先进的思想和文化，极大的推动了吐蕃故地的华夏化进程。
当世著名的地理学家、旅行家和大诗人陆游听说了姚平仲的传奇经历后，特意跋涉千山万水，前往逻些城采访了已经八十九岁高龄的清源法师。
陆游，祖籍越州，因方腊之乱，其父随正乾皇帝的大军渡海迁居诸城。
其人出生于正乾四年，成长于大同王朝平定天下的阶段。
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朝，强大的同军虽然南征北战，但王朝内部基础建设却始终不停，国力蒸蒸日上，各种新奇之物层出不穷，百姓生活一日好过一日。
生活无忧的陆游个性极其洒脱，年少时，为正乾皇帝亲自参与编写的《徐霞客游记》所震撼，便生出了游遍大同壮丽河山，记录世间美景，描绘王朝盛世的大志向。
科举得中后，其人毅然辞官不做。
这之后的数十年，陆游一直游历大同的山川大洋，践行年少时的伟大志向。
其人晚年留下了《放翁游记》三十六卷的鸿篇巨著，一直到千年后仍有极高的研究价值，被后世誉为“千古奇人”。
《姚平仲小传》便是《放翁游记》其中一篇。
当然，这些都是很多年以后的故事了。
此时远未得度的姚平仲还彷如丧家之犬般亡命于山野，当然不知道自己日后还有如此大造化。
但其人身具慧根，能断世事纷扰的能力已经初显端倪。
清源县之战的后续，基本如姚平仲猜测的一样。
先是三千马军遭受同军炮火打击当场溃败，少数受伤被擒，一部分向西经过石州进入永兴军路折回河中府，还有一部分进入山中为匪，随后被同军清剿。
目睹马军的溃败，还未靠近的河中府第三将步军自知腿短跑不过，且汾水上的袍泽已经乱作一团，大部直接坐地投降，小部人马冒险渡河后，跟着溃军漫无目的地亡命狂奔。
连锁反应之下，原本已经渡河且勉强稳住阵脚的宋军，在汾水中同袍惨象和越来越近的同军双重压力下，也跟着炸了营。
炸营并非营地爆炸，而是高度紧张的士兵集体失去控制，做出追杀上官、仇人、不相识袍泽的诡异事件，又称“营啸”，组织度较低的军队最怕这种事故。
军营乃肃杀之地，丘八们将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过日子，经年累月下来，精神会极度紧张压抑。
而传统军队等级森严，管理简单粗暴，官兵关系紧张，平时全靠军纪弹压。
临战时，人人生死未卜，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一旦有风吹草动，士兵们便容易摆脱军纪的束缚，彻底释放心中的恐惧和压抑，盲目攻击身边一切不信任的活物。
本该发生在夜晚留营时的诡异事件，却活生生地发生在了大白天，堪称军事史上的“千古奇迹”。
直到同军人马赶到，围住营地后，以火炮覆盖打击这种更大的恐惧替代了炸营的恐惧，宋军的营啸才渐渐平息下来。
奉李逵之命研究宋军白日炸营这一特殊事件原因的马扩事后向皇帝提交了一份专题报告，其事件原因大致如下：
当还在渡河的后队人马因马军战败而出现不受控制的踩踏事故时，姚古就知道河中府的援军完了。
其人也是果断之人，既然惨败的结局已经不可避免，那就只有果断跑路了。
只是，姚古身处大营正中央位置，极度紧张的宋军兵士全都看着主帅行事，见其人欲要临阵逃跑，一些士兵出于跟从主帅的惯性盲目地靠了上来。
士兵们的本意并不是抓住姚古，而是跟随其人，寻求逃出生天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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