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泽好读书，寝宫和日常办公的勤政殿内都摆放有大书架，以供他随时阅读。
其人走近书架，取出《战国策》第二十一卷《赵策·四》交给孙石，却只是以目光示意后者自己翻阅，自己则回到案几前继续批阅奏章。
孙石性子沉闷，打发闲暇时间的个人爱好极少，读书便是其一。
但书山文海，以其人的年龄和精力，自不可能所有书都精研，徐泽便指定几套了必读书目，其中就包括《战国策》。
徐泽认为人才如庄稼，再好的地，不辛苦耕耘也难有好收成。
得用的好臣子更要因材施教，加强培养，使其不断进步。
对性子沉闷的孙石，其人便是指导读书和压任务。
皇帝日理万机，任何举动都有特殊意义。
孙石知道这本书中隐藏着徐泽对仙源孔氏的处理意见，当即拿起翻阅。
不多时，其人将打开的书还给正伏案批阅奏章的皇帝。
徐泽见孙石打开的当页内容，知道其人已经理解了自己的意思，乃放下笔，明确了这次任务的注意事项。
“孔氏的主要问题不在孔氏本身，我的处置原则，主要有三条……”
……
自西汉独尊儒术之后，历代帝王为彰显对儒家的尊崇，在不断追封孔子谥号的同时，也赐予孔氏嫡脉子孙更多的政治和经济待遇。
这中间的逻辑其实并不复杂：
要得天下或天下安定，需要先得掌控天下舆论的士人之心。
要得士人之心，就得尊儒。
尊孔就是尊儒，善待孔氏子孙就是善待天下士人。
所以，只要孔氏没有犯明显的政治路线错误，新朝皇帝就算再不乐意，为了得天下士人之心，也会继承前朝的传统，捏着鼻子册封孔氏嫡孙。
不过，孔氏传承千年，并不是一帆风顺。
历史上也曾遭受过沉重打击，曹操便杀过孔子的十九世孙孔融。
彼时的世家豪族力量强大，掌握着很多社会资源，甚至能威胁皇权。
王朝统治者对孔氏既拉拢，也要防范。
待到科举大兴，世家门阀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千年世家孔氏沦为吉祥物，政治地位才被迅速抬升。
大宋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太常博士祖无择上书仁宗皇帝:
“按前史，孔子后袭封者，在汉魏曰褒成、褒尊、宗圣，在晋宋曰奉圣……，唐初曰褒圣，开元中，始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又以其后为文宣公。不可以祖谥而加后嗣。”
祖无择的意思是将孔子的谥号加在其后裔子孙身上，有违礼制，应当予以纠正。
宋仁宗采纳了其人的建议，遂诏有司定封孔子第四十六代嫡长孙孔宗愿为衍圣公。
其后，朝廷曾一度改孔氏爵名为奉圣公，最终还是改回了衍圣公。
衍圣公的爵位不仅可以世袭，宋廷还让衍圣公兼曲阜（仙源）县令，实际是将仙源县作为孔氏的封地了。
孔氏在仙源县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其家族的影响力远非相州韩氏在安阳可比。
七年前，徐泽指导宗泽抛出署名“德立”的文章《大同说》时，虽然已经将京东东路闹了个底朝天，却是穿着“红旗老五李子义”的马甲，并没有公开造反。
其人的目的是在宣传同舟社发展理念的同时，人为激化已经客观存在的儒家各派系矛盾，以便同舟社日后浑水摸鱼。
《大同说》直指以服务封建统治为主业的儒家理论诸多漏洞之处，一经问世，便被儒门子弟视为歪理邪说，众多有识之士相继对其口诛笔伐。
当代衍圣公孔端友秉性颖异，也意识到了《大同说》肆意流传将会动摇现有儒家学说的根基。
但其人身为孔子第四十八代嫡孙，主要任务是延续圣人香火，并不是延续圣人学问，不宜在儒家学术问题上公开站队。
孔端友没有跟风撰文驳斥《大同说》，但也没有放纵此事，而是以县令之权，禁止县学生们传看和讨论此文。
无论站在那个角度看，孔端友在那段时间的做法都中规中矩，符合其人的身份，并没有特别针对同舟社的地方，也不应该受到大同帝国的针对。
管他改朝换代，仙源孔氏保持超然地位就好，用不着亲自下场趟浑水。
只是，其后的形势发展逐渐脱离了其人的设想。
《大同说》流传开来仅仅几年时间，徐泽便强势崛起于京东东路，又魔幻般打败朝廷的军队，其后还北伐燕云，并建国称帝。
再之后，大同帝国全取两河，力压诸国，不经意间便具备了并吞天下之势。
而孔端友寄予厚望的赵宋朝廷却在大同的兵锋下屡屡败绩，一再卑辞厚币割地乞和，被后者狠狠地踩在了泥地里。
在此期间，正乾皇帝从没有公开承认自己与《大同说》的关系，但大同帝国却将修改完善的《大同说》作为书院必修教材。
再结合徐泽当年在大名书院名为《格物问道——学之根本》的演讲，正乾皇帝究竟要做什么就已经昭然若揭了。
仙源县隶属于袭庆府（原兖州，政和八年升为府），到现在仍归赵宋朝廷名义控制。
但赵宋朝廷被徐泽玩弄于股掌之间，对边境地带的掌控能力大减。
袭庆府又处于大同治下的东平府、济南府、淄州和沂州四州府半包围之中，这些年下来，早就被无孔不入的大同情报组织和共建会渗透成了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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