赚钱，不管在什么时代，都是个国际性的难题。
太子朱慈烺在江南雷厉风行的推行一系列新政，使得税收翻了数翻，虽有成功案列在眼前，但崇祯却不能依葫芦画瓢的实施。
首先是他出于自尊心的不情愿，作为年轻有为的在位皇帝，事事还要学习太子的政策，这要是传出去，皇帝的颜面何存？
更何况杨嗣昌等文臣也不会答应的，他们还坚持着从百姓身上收税，宁可得罪百姓也不愿触动士绅地主们的利益，说到底朝中的官员就是那些人的保护伞，也受益他们，怎可自断前程呢？
皇极殿中的议事进行了半个时辰，群臣也没议出什么来钱快的路子。
最后兵部尚书陈新甲提议道：“陛下，臣建议复征剿饷！”
剿饷是专门镇压农民起义所征收的费用，总数两百八十万两，主要征自田土，当初原议只征一年，实际上从崇祯十年起，直到崇祯十二年李自成钻进商洛山后才停止。
崇祯面露忧色，他担心复征剿饷会让别人说自己出尔反尔，失信于天下。
对于皇帝忧虑失信这个问题，陈新甲说道：“陛下，不妨碍的，加赋出于土田，而拥有土地者，多为地主大户，上百亩的田地才多征银三四钱，小钱也！”
崇祯依旧在纠结，到底该不该复征剿饷，正在此时，内侍传来杨嗣昌急递进京的上书。
崇祯打开一看，扫了几眼之后面色竟然转忧为喜，赞了一声道：“还是杨卿体恤朕躬......”
殿中诸臣都是大眼瞪小眼，眼下皇帝最犯愁的头等大事就是没钱，能让皇帝转忧为喜的，应该和钱有关系，莫非杨嗣昌忽然发财了，不需要朝廷接济了？
众人眼巴巴的等皇帝开口解释，到底是什么事让他这么开心的。
崇祯将手中奏疏递给王承恩，让其当庭宣读。
原来杨嗣昌提议征派练饷，对外名义上是训练边兵，加强九边各镇防御力量，对付建奴，实际是为了对付农民起义。
练饷依旧从天赋中征收，类似摊丁入亩，田赋每亩加一分，杨嗣昌在奏疏中连总数都算出来了，每年可征银七百三十余万两。
崇祯心中盘算着，现在李自成又反，局势靡烂，要剿灭其部，需要的粮饷可能达天文数字，若是征收三饷，合辽饷、剿饷、练饷三数，每年国库可增赋一千六百七十万两。
只要有了银子，便可练出大量新军，无惧流贼。
按照杨嗣昌的计算，大明天赋极低，每亩田地即便加征三饷，不过是多了几斤小米钱，远达不到“重赋”的标准，这也是让崇祯转忧为喜的原因。
刑部尚书冯英听后，脸色一变，道：“陛下，臣有本奏！”
崇祯眉头微蹙，暗道怎么又是这个老东西？或许他同意征收三饷之举？
冯英直接跪倒在地，亢声道：“征收练饷之事，陛下万万不可施行，此举若行，何异于竭泽而渔？”
崇祯皇帝端坐龙椅之上，冷冷的看着冯英道：“此策不行，你倒是给朕想个能解这燃眉之急的法子来？”
冯英却并不接茬，继续道：“万历四十六年全国两京十三省加派辽饷，每亩土地加征税银九厘，崇祯四年加课银至一分二，崇祯十年又加增剿饷，若是征收这练饷，再增加一分课银，必然苦累小民！”
他断然直言“如此层层加税，百姓困苦不堪，又逢连年的天灾人祸，如再加税，百姓们被压的喘不过起来，剔脂刮髓，以致民穷盗起，天下将更乱啊！”
冯英的话很明确，现在百姓连饭都吃不上，不造反才怪呢。
陈新甲却是不以为然，道：“真是危言耸听！杨相提议加征剿饷，也是权宜之计，只收今年一年，解了燃眉之急，来年不征便是......”
冯英长长的叹了口气，道：“杨相提出的练饷虽解决了眼下的大难题，然他想过没有，各地土地有肥沃贫瘠，产量各不相同，统一按亩征收赋税，会造成大量的悲剧！”
状元郎魏藻德立马站队陈新甲，说道：“陛下，臣以为朝廷需实行铁腕手段实行加征三饷，征税再苦，仍然有中兴大明的希望，但若是不征税，各地流寇不能彻底剿灭，终将是大患。”
陈新甲看得连连点头，暗道这姓魏的不错，不仅书读的好，还很有眼光，是个人才！
崇祯若有所思，终于下定决心，他叹息道：“朕便传诏开征三饷，暂累吾民一年，盼望匪贼尽灭后天下重归太平，百姓安居乐业。”
冯英心中发冷，虽说暂定一年，只怕将来会成了定制。
皇帝只看表面上的税率，每亩地只收几分银子，税率最多不过一成多，百姓应该能扛得住。
他却不知道到了下面地方，老百姓的负担将会增到何种程度，各级贪官污吏绝不会放过这个搭车搜刮的大好机会，暗为加派者，不知几百千万，只怕是私派多于正赋，数倍乃至数十倍。
冯英常年执掌刑部，看过不少贪官的案卷，有些地方官吏捞了钱后，却借口老百姓负担重，不忍心收，扣下饷银不上交朝廷，自己享用。
他还曾看过近期一桩案卷，山东之地有些官员，竟私派赋税高达六倍之多！
征收三饷，原是为了维护内外秩序稳定，但如此杀鸡取卵的做法，无疑是逼老百姓铤而走险，因加派而逼民为寇，要荡寇又得加派，于是恶性循环，大明能扛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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