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你这个观点提醒了我，应该让所有报酬都有延后机制。研究真理的主要报酬必然要延续到无限远的未来，因为其绝大多数价值出现在未来。但是，并不只有真理会影响未来。按劳取酬应该代表按照劳动的价值获得报酬。既然价值是以后兑现，既然价值有不确定性，报酬就必然有延后性、分布性、不确定性。劳动后立即领取所有报酬是无法合乎逻辑的。事实上，惩罚也应该是一个分布。现在认定一种行为是犯罪，不等于以后也是如此认为，所以，对于很可能有争议的犯罪，如政治犯，不应该有刑期当然更不应该有死刑，随着思想的改变，随时可能释放。”
阿梦说：“让报酬呈现为一个分布是公平交易的体现。其理由其实是很复杂的。首先，善恶有报是有必要的，即使是迟来的正义也要比没有正义强。对于工作导致的邪恶，能不惩罚肉体最好。对报酬进行修正本身并不代表惩罚，只是禁止作恶还能获得报酬这一怪现象，但是，这也有助于减少体罚，因为作恶得到的好处会减少。当然，如果作恶太多，追加体罚也是可能的。其次，报酬必须呈现为分布。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既然智人不能长生不老，有养老需求，应该考虑将部分报酬延后到老年发放。但是，这只是若干理由中最不合乎逻辑的一个理由。因为善恶必然难辨，一个人工作的价值有不确定性，那么，报酬就理所应当地有不确定性，有必要扣留一部分报酬等待善恶澄清，当然，也有可能追加报酬。不同工作的不确定性会有很大差异，所以，报酬的分布会随着工作而不同。创业公司的工作价值主要和企业成败有关，所以可以通过股票期权的形式使报酬呈现为分布。善恶有关的工作可以将相当一部分报酬以房产使用权的形式支付，确认正义或至少不邪恶后才能获得所有权。可以想象，如果在邪恶的工作岗位上辛苦一生，最终被剥夺主要财产，即使没有肉体惩罚，也是一种相当严厉的利益惩罚了。第三，由于人类对邪恶比较无知，但是，又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降低这种无知，所以，延后支付报酬将鼓励每个人努力鉴别自己的工作是否邪恶。而且，越是正邪难辨的工作越要将大部分报酬延后。例如，军人、警察、新闻从业人员，他们是支持邪恶还是支持正义，价值差异巨大。因此，可以强制性地增加缴纳养老金、医疗保险的比例，可以强制性地购买房产且不可转移，目的就是强制性地增加未来可罚没的资产，迫使这些功利主义者有区分善恶的动力。”
我说：“一旦把法律惩罚的焦点放在邪恶上，一方面，会大大提升法律惩罚的标准，很多算不上邪恶的问题可以减轻乃至免除惩罚，如环境污染、交通违章等等。那些行为即使价值是负的，也不会很大，远远比不上那些以邪恶为工作的人的罪恶。另一方面，会增加法律惩罚的不确定性。现在合法的行为不代表未来合法，不代表不邪恶，所以现在合法的行为未来可能受到未来的法律的制裁，如独裁、支持独裁，等等。”
阿正说：“如果惩罚过去的邪恶是为了阻止未来的邪恶，那么，只要未来不再犯，现在就不需要惩罚。但是，你们也说要对一些邪恶追加惩罚。”
我说：“你大概是想让那些作过恶的老爷爷老奶奶安享晚年。理论上，灵魂改变了就不需要惩罚。但是，智人极不擅长改善灵魂、信仰。我认为，很多罪犯说的后悔是功利主义的后悔，后悔仅仅是因为受到了惩罚。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那些没有受到惩罚的邪恶很少有人为之忏悔，即使害死了很多人，也极少有人自杀谢罪。要在功利主义社会中推行正义、善，实现善有利恶有损是必然的要求。”
阿梦又敲了我一棍，“但是，这种方法成本高昂，需要庞大的立法执法司法体制。而且，法制社会只能让人做到表面的善恶，并没有正确的善恶基础，也就是正确的信仰。智人的正义没有合乎逻辑的基础，所以，他们行善、不作恶往往是为了利，或者为了宗教等错误的信仰。要是在纯逻辑主义社会中，根本不需要法制，只要做到善有理恶无理就够了，这足以让所有纯逻辑主义者认错，也能防止再犯。所以，善有利恶有损算不上正确，只是一个临时的方法、原则。真正能够保证正义的是信仰的转变，从功利主义转变到纯逻辑主义。”
阿正挺高兴，“我从现在起相信纯逻辑信仰，所以，以后不要罚我，给我讲道理就可以了。”结果挨了阿梦一棒。
阿梦说：“相信纯逻辑信仰会有很多表现的，不是想信就能信的。而且，我认为当今社会的焦点不是惩罚违法的坏人，而是不要奖励不违法的坏人，不要给他们发放报酬。无论是否已经改过，给恶人报酬都应该能免则免。大恶人舒适地住着作恶赚来的钱购买的房子，小恶人住在监狱里，善良的人不少已经死于非命，这样的社会能有什么正义可言？这种经验只会鼓励邪恶。我不认为让作恶者步入老年后感受一些痛苦有什么不道德之处，尤其是，这些痛苦来自于恶行无酬这个必然不会错的命题。在智人目前的认知水平之下，一件事是否邪恶可能要多年之后才能盖棺定论，很多人年轻时做的事情要到老年才能知道结果，甚至，很多人做的事情到死都难有定论，但是，即使只有一部分事情能体现出善恶有报，都能加强智人的正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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