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会上的最后一道圣旨，是关于孙承宗和马世龙的。
这个位面虽说曹总兵把活给干了，但是孙马二人之前率军守卫京城，以及最终派兵“收复”失地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新科忠勇伯也不会抢这点功劳，所以皇帝照旧给这二位发下了封赏。
孙承宗这里首先是加了太傅衔，然后子孙世袭尚宝司丞，再赐下蟒服和钱币，最后老孙头依旧兼领了兵部尚书。
这个兵部尚书和曹总兵的兵部侍郎一样，是无权插手部务的虚衔，不过依然有用：可以当喷子。
明代军制虽说粗糙和低效，但是基本的军政和军令还是分开的：五军都督府掌军令，兵部负责军政。
通常来说，都督府下辖的各地总兵副将，是无权对防区外的兵事指手画脚的。像毛文龙哪怕做到了左都督，也不可能去指摘山西防务，他只能管东江镇这一摊。
那么现在曹总兵有了兵部侍郎这个衔头后，就类似于国防部调研员，虽说是虚的，但是从此就可以对全国的兵事指手画脚。最重要的，是作为皇帝的法定军事咨询人员，兵部侍郎随时能面见皇帝并且提供专业建议。
这个权利是崇祯专门给出来的：这一次己巳之变，令崇祯对大明原有的军事动员和智囊体系极度失望。那么现在冒出来一位杀鞑专家后，皇帝肯定会利用这点来获得更多信息。
在孙承宗领旨谢恩之后，马世龙也出列领了封赏：加太子少保，荫补子孙宁夏卫世袭千户。
领取封赏的同时，孙马二人的勤王兵临时大总管之职也就随之撤销了。他们从这一刻起，失去了对二十多万勤王军的指挥权。
这之后两人的命运是不同的。马世龙在历史上没过几个月就回了宁夏，过几年病死。而孙承宗则是继续留在朝廷主持战事——明廷之后会发在辽北发动一波战略反攻。
最终，由于大凌河之败，老孙头终于彻底回家退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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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四道封赏最高级官员的旨意宣读后，今天这场特殊大朝会的正事就算是办完了。至于其他次一等的待办事项，皇帝会在后续着手解决。
接下来是娱乐时间：皇帝大宴群臣，并且给臣子们发下赏赐——以崇祯的性格和贫穷状态，这不过年就请吃饭发红包，当真是不容易了。
这一次的4000颗人头，不光是沉重打击了后金的硬实力，在某种角度来说，提升了明国朝野上下对抗后金的信心这一点，才是至关重要的。
自老奴起兵这些年以来，明国军事力量被一步步打垮。萨尔浒之后，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可以说直到今天，明国军方就没有获得过任何一次大型战役的胜利。
哪怕是被东林党吹上天的宁远之战，说到底也只是守住了一次城池。之后的觉华岛全体军民被鞑子屠戮一空暂且不说，就是宁远城下的缴获，也一个没有......是的，据说鞑子把城下的尸体都带走烧掉了，所以没有人头。
没有人头，就说不清楚战功，没办法进行宣传，朝廷内部也不会当回事——“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这种腔调，边军将领经常会写同样的奏章去兵部骗功。如果单靠奏章杀敌数字的话，别说后金了，再加上蒙古人都扛不住，早就灭绝了。
这就是为什么曹总兵进京后能获得国家级仪式接待的原因：4000颗人头实打实摆在那里供天下人检验战果，不用夸大，也不用争论，金字塔型的两座京观自带震撼效果，是无可辩驳的硬核功劳。
这两座京观带来的不光是震撼，最重要的是，它提振了军民信心，明确告诉了朝野上下：鞑子是可以战胜的，所谓满万不可敌就是笑话。只要找对方式，原本黑暗一片的未来，是一定可以转变的。
这种信心看上去虚无缥缈，但是对于刚刚经历围城，已经彻底陷入低潮的朝野上下来说，不啻于一针粗大的强心剂。
最后，人都是会算账的。
4000颗头颅中，正宗满八旗精锐就有3000人。
后金之所以能压制住蒙古人和众多包衣，靠得就是两万多名精锐满族人。现如今一战就丢掉3000精锐，这是无法承受的巨大损失。
强盗集团是不能败的，一旦失败，战无不胜的名声丢掉，强盗就什么都没有了。
现如今的局面，不用多，只要再有一两场同样级别的损失，后金强盗集团当场就会解体——核心力量一旦低过临界点，附庸势力就会反噬。
这一点不光强盗自己知道，大明君臣也是清楚的。
所以这次对将士的封赏行动，就有了国宴，加强了庆祝功能——不光是庆祝过去，也有展望未来，誓师动员的味道在里面。
皇极殿举行的群臣大宴就这样开始了。
其实宴席和平时没什么区别，只不顾规模大一点，敬酒时场面壮观一点而已。
倒是后来皇帝离席后，新科忠勇伯大人被人围起来劝酒，最终一醉涂地，被人抬回了赐宅，场面略有些尴尬。
喧嚣过后。
当天傍晚，正阳门内，皇城西，仁寿坊，御赐忠勇伯府。
张冬东是被外间的谈笑声给吵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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