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是关彝本身的威望。另一方面则是充分考虑到了各人的特长。还有就是这么多的益州人是第一次进入蜀汉决策机关担任职务——根本没心思挑肥拣瘦。所以，关彝的诸多任命，非常顺利的获得了众人的一致认同。
“职务分派已定，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工作了。本官从出知涪陵郡起就有一项习惯，做任何事情之前，先要计算自己的家底。所以，这也是本次会议请大司农过来的原因。接下来，请伯耀为我们报一报大汉现在的家底……”
“喏，大司马，各位同僚。照刚刚接任大司农不久，看到我大汉现在的情形，也是触目惊心啊。本官先跟大家念一念建兴五年（西元227年，诸葛亮北伐前一年）的数据。”
“建兴五年，大汉全国在册民户二十三万户，九十八万口，兵十五万。在册田地两千四百五十万亩。当年赋税，钱三亿六千五百万。粮食一百八十万石。此外还有蜀锦等物资外销的补贴，累计钱两亿五千万，粮食六十五万石。再加上盐铁获利有三亿……在开支军费和官员俸禄后，当年财政结余是钱一亿六千万，粮食六十三万石。”
“接下来是延熙十六年（费祎遇刺当年），全国在册民户三十一万户，一百一十六万口，兵七万。在册田地三千零二十五万亩。当年赋税，钱三亿三千二百万，粮食二百五十八万。蜀锦等外销补贴是钱四亿，粮食九十五万石。盐铁获利五亿零二十万……当年财政结余是钱六亿五千万，粮食一百二十万石。”
“最后是景耀六年（263年，曹魏伐蜀当年），全国在册民户二十八万户，九十四万口，兵十万零两千。在册田地两千万亩。当年赋税，钱五亿八千万，粮食四百五十万。蜀锦外销补贴钱一亿三千万，粮食一百万石，盐铁获利十亿七千万……当年结余，呃，没有结余，还拉了以前府库的部分库存……”
“诸位，听完大司农的这一串数据，可曾想明白了什么？”关彝语气低沉的说道：“触目惊心啊！我大汉自费大将军遇刺之后，这国家的庶政简直是以秤砣落地的速度在飞速堕落啊！”
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建兴五年，诸葛亮刚刚平定南中之乱，整个蜀汉从夷陵之败的阴影中走了出来。社会生产刚刚开始恢复。那时候每户自耕农大约十亩地，每户人家对朝廷的负担是每年上缴1500钱和8石粮食。此外还要接受盐政方面的盘剥。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在涪陵郡这样自然环境比较恶劣的地方，稻田每亩的产量大约是五石。成都平原因为有都江堰的保障，每亩亩产多一点，但因为稻种的问题，所以也就七到八石左右。一个家庭三到五口人，种十亩田。一年的收获大约是70石。
按照一石粮食在三国时代的售价是150钱左右的价格计算。也就是说，在诸葛亮时代，一户人家，取个中间值，那要交出60石粮食中的18石！
汉制，每石的重量大约等于现代的27公斤（也有一说是21公斤，本书全部按27公斤算）。也就是说，一户人家，交完税之后还剩下1134公斤粮食——这粮食不能全部拿来吃。要继续卖出一部分换钱来买盐（蜀汉的盐政前文说过了，是彻头彻尾的恶政），买布，买油……所以，蜀汉的老百姓在诸葛亮时代也是吃不饱的！
（当然，温饱问题一直到了20世纪后期才解决。也不能说咱们的诸葛丞相做得差。实际上对比同时代的曹魏和东吴农民，蜀汉的农民算是不错的了——至少只需要去找些野菜啥的就能凑合着过日子。一年到头，还是敢吃几顿白米饭的。）
到了费祎主政的时代，由于国家长达十多年没有北伐，军费降到了极低的水准。那个时候每户自耕农平均也是10亩地。但每年上缴朝廷的则是1070钱和8石粮食。不光农民的负担有效减轻不说，而且国家财政盈余极高。
而到了前年呢？国家掌控的自耕农每户的耕地已经不足10亩。而上缴的赋税呢？2071钱和16石！
如果说诸葛亮时代差不多从农民身上拿走了三分之一，费祎时代是拿走四分之一，那么景耀年间，就是从农民身上拿走三分之二！这样的国家没有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关彝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1、中国农科院《中国耕地》数据：东汉在公元105年时，全国在籍人口5400多万。在籍耕地五亿一千一百万亩。人均耕地面积不足十亩。平均亩产132公斤。折合汉代计量单位约4.9石。清朝达到了古代中国农业生产最高峰，公元1753年，在籍人口一亿八千万余，在籍耕地六亿七千八百万亩。人均耕地不足四亩。平均亩产184公斤。折合汉代计量单位约6.9石。
2、根据《地方财政研究》2011年第10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殷琛先生《论汉代军事支出》一文的考证。东汉质帝元年（146年）全国收取田税（十五税一）三千四百六十五万石，算赋和口赋加在一起是73亿钱。此外还有关税、商税、户税、赎罪钱、卖官鬻爵钱等等没有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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