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俄国在与中华帝国的战争中失败,其扩张势头受挫,英国便不再把俄国看作是全世界的头号敌人。1904年英法签定协约后,英、俄接近与谅解便势在必行了。于是,英、俄间达成在波斯和阿富汗划分势力范围的协议。至此,英国和法俄解决了殖民冲突,进而把国家力量全部聚焦在对德关系上来了。
19世纪后半叶,权力政治和现实主义外交原则,成为欧洲各国决策者普遍接受的观念。保守传统、自我节制与内外均衡的正统主义原则变得不重要了,而这种原则,正是保卫欧洲和平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维也纳体系,维持下去的最根本原因。
随着科技进步、交通发达、市场扩张,国家的管理深度和镇压力量进一步加强,一旦那些保守国家不再需要彼此支持来对付国内形形色色的革命运动,那么它们在外交上就可以自行其是、互相拆台。以后战争的起因是法、德矛盾,但决定性因素却是俄、德和奥匈三个君主**国家的分裂,而英国态度的转变,则成了压垮欧洲均势的最后一根稻草。
俄国一直在东欧和巴尔干地区大肆宣扬泛斯拉夫主义,而德国则针锋相对地推行泛德意志主义。奥匈帝国这个多民族帝国一方面在泛斯拉夫主义的浪潮中摇摇欲坠,另一方面则指望德国能站在泛德意志主义的立场上拉自己一把。
法国出于国家荣耀和民族统一,年年不忘夺回失去的土地,德国出于同样的原因,决不肯放弃。俄国嫉妒德国在欧洲大陆上的霸权。德国则害怕俄国巨大的潜力。德国觊觎英国的世界霸权,英国则视德国建立的公海舰队是为推翻大英帝国的证据。每一个国家都患上了自恋症。对本国的权利喋喋不休,对他国的意图以最坏的恶意来进行揣度。
19世纪还是所谓民意至上的民主时代,公众情绪和报纸社论一度成为政府制定政策的主流。英、法皆为所谓民主代议制国家,视回应民意为理所当然。德、俄和奥匈帝国这种**国家对民意更加敏感,因为君主的威望和王朝的延续,完全靠对外强势扩张来维持。
由于缺乏合适的制度性的宣泄渠道,民意便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到外交政策上,而且根本不会从战略高度来看待国际关系,总把外交斗争看作是体育比赛一样,视正常的外交妥协为奇耻大辱。对危险的军事冲突欢呼雀跃。总以为国际危机达到顶点,就是金光闪闪的奖杯和数不清的荣耀。
这种情绪感染了各大国的决策者,他们认为流点血“会使民族的体制更为强健”。他们没有预料,在工业化条件下的战争,不再是可控规模的。而是不可逆转的极端:要么是彻底的胜利,要么是彻底的灭亡。受这种情绪影响,各国尤其是德国的军事计划与外交方针开始脱节,一开始便沉溺于全面战争的规划,把“行动必须配合目的”的政治箴言抛到了九霄云外。
李振华把相关的人召集到了一起,把情报部门的文件给大家看了一下,他对大家说道:“面对欧洲这错综复杂的形势,各位有什么想法,我们中华帝国应该干些什么?”还是那老一套。启发式教学法,要是在平时李振华对各位官员说一声欧洲可能要打仗了,他们也都会相信的。
但是在面对着这样一份文件时,人们的思想产生了许多的想法,于是人们马上就开始讨论起来了,今天军方的人来的不少。国防部、总参谋部一些官员们都到了,他们在一起那就是将星闪闪发光了,政务院的一些有关的官员也到了,今天皇上给大家看的这样一份文件,是大家原来所没有想到的。
要按这上面说的,尤其是铁血宰相俾斯麦的那一句预言,欧洲大国“总有一天会为了巴尔干的那几个蠢货,打一场欧洲大战的。”那战争就不会太远了,战争打起来,我们应该干些什么?这才是主要的问题,皇上让大家发言的重点也在这里,他要听一下大家对这个问题是如何看的。
首先说话的还是军方的代表人物段琪瑞上将,他已经知道了德国人的一些真实的想法,他对大家说道:“我认为这战争是一定会打起来的,问题就在于这个巴尔干地区,这里就是欧洲的一个火药桶,任何一点的火星就会让它爆炸的,现在他们明显的已经分成了两部分,而这两部分都已经在剑拔弩张了,他们都在盯着对方的一举一动,而且英国和德国之间的海军,都在拼命地加大投资,力求把对方给压制下去。”
“俄罗斯对我们没有能耐,但是在欧洲地区,他还是想当老大的,特别是他们在巴尔干地区,一直在鼓吹泛斯拉夫主义,而这个奥匈帝国没什么能耐,但是他们也是一个不安分的主儿,他们老是想着压制俄罗斯一头,而他们的盟国却是还有一些理智,但是到时就怕他们也无能为力了。”
“我的意见是到时我们看准了情况,也适当地出一次兵,占他们一些便宜,也是不错的。”
人们都笑了起来,文官这边也开始说话了,首先说话的人是詹天佑,他已经被选进了政务院,先是由政务院提名,一共提了三个人,先后经过了两次选拔,一次是在咨政院选拔,也是他通过了选拔,再一次是由政务院几个人进行的选拔,也是他得到了推荐,李振华其实也是倾向于詹天佑的,因此詹天佑进入了政务院,成为了最高领导层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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