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元起接到方维电报的时候，刚刚送走湖北议员张伯烈一行。
对于张振武的遇害，孙元起也感到非常愤慨。老实说，张振武自恃首义元勋的身份，飞扬跋扈，骄纵不法，自有他取死之道。但大总统和副总统狼狈为奸，仅凭一纸密电，不经过任何司法审判，便随意枪决功臣，更属罪大恶极。
当然，孙元起也知道自己手上不干净，因为他在半年多之前，曾因矛盾冲突，派人做掉了前沪军都督陈其美。无论陈其美之前出身如何、手段如何，单从光复上海的角度来说，绝对算得上革命功臣。并非是乌鸦落在猪身上——只看到别人黑，看不到自己黑。尽管两者都是杀人，而且都是杀革命功臣，从结果上看并无二致，但孙元起自认为有两点还是截然不同的：
第一是在时间上。
陈其美遇刺那时候虽然已经进入了民国，但南北分裂各自为政，连形式上的统一也没有。乱世人命贱如草芥，不仅普通百姓如此，那些达官显贵也不例外，有时候甚至是皇帝死了也就死了，所以《秦妇吟》中有“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的诗句。像清末民初的短短几个月内，王公大臣、督抚将军、新科都督死了不知多少，也无人太过在意。
而眼下不同。不仅南北在形式上实现了统一，而且以大总统府、国务院、参议院为核心的中央政府也已经正式运转，共和政体初现雏形。此刻有志之士孜孜以求的就是民主法治精神，干什么都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在他们看来，只有法律、只有司法官秉持法律才能杀人，除此以外，谁也没有这个权力，包括大总统、副总统在内。
第二是在手段上。
民国以来，在上海先后有陶成章、陈其美等死于非命，但无论是直接出手，还是嫁祸于人，采用的手段都是暗杀。明眼人或许通过蛛丝马迹、草蛇灰线可以大致推断出幕后凶手，但在现场却没有留下任何证据让人抓住攻击的把柄，这表明指使者至少在心底上对国家法律还存在着一定的敬畏。
而张振武案不同，它在事前有副总统向大总统发送的密电，逮捕时有大总统签发、陆军总长副署的军令，由军政执法处执行，枪决后还有公告，基本上算是手续齐全，除了没有依据法律。这里面除了铲除异己、狼狈为奸的阴谋味道外，也是一起明目张胆的公开非法杀人事件。
对于这起民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首次公开非法杀人，可以视作黎元洪与袁世凯的初次政治勾结合作，也可以视作袁世凯对黎元洪的拉拢、对革命党的离间。但孙元起更担心的是，袁世凯很有可能会把它当成一次尝试，一次对参议院底线、《临时约法》权威挑战的尝试。
一旦在这次挑战中尝到甜头，以后他就会不断挑战参议院的底线、《临时约法》的权威，直至修改《临时约法》、取消参议院、复辟帝制。所以为了防微杜渐，必须要重重地给他当头一棒，狠狠敲打他一番，让他把极力想要伸出脑袋硬生生的缩回去，以后也不敢伸出来！
正是有鉴于此，孙元起热情地接待了张伯烈一行，对于湖北议员的正义之举非常赞赏，表示新中国党将同共和党一道向参议院提出《质问政府枪杀武昌首义将领张振武案》，不仅要为张振武洗刷名誉，还要弹劾副总统黎元洪，以儆效尤。
看完方维的电报，孙元起沉吟不语良久，半晌才把电报递给陈训恩：“彦及，你对此怎么看？”
陈训恩谨慎地答道：“对于方旭初的输款投诚，属下觉得应该接受。方旭初是张春山的心腹亲信，黎黄陂对他早就恨之入骨，如今张春山已死，只怕下一个目标就该是他方旭初了。方旭初也应该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张春山遇害之前就率领将校团和军令司卫队赶到襄阳，不可谓无智。既然他是个聪明人，就该知道现今湖北周边能救他性命的只有大人，故而投诚是真。
“另一方面，我军崛起太速，虽然有赵行止都督、蒋中正都督、阎百川都督等数十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士兵也多是识文断字的学生，但军中严重缺乏训练有素的中层军官。而方旭初麾下的将校团则多是自张南皮（张之洞）督鄂以来培养的军官，正好可以弥补我军的缺憾。甚至可以说，两下搭配是相得益彰，可以大幅度提高我军战力。
“再者，黎黄陂虽然拥有8镇军队，但他执掌湖北大权不久，尚未完全掌控所有部队。湖北是革命首义之地，革命有功官兵不少，听说他阴谋陷害张春山，必定会有一番骚动。京中参议院又准备对他质问弹劾，估计他一时半会儿也抽不出身来。即便能抽出身，他敢对四川、陕西用兵么？所以从这三方面看，接受方旭初的投诚应该毫无问题。”
孙元起皱眉道：“关键是问题不止于此！”
陈训恩一边把电报递给杨杰，一边答道：“大人所言极是！问题的关键还在，我们是否要答应方旭初的请求，派兵入鄂替张春山报仇。依属下愚见，最好是委婉拒绝。为什么呢？今年川、陕、甘三省刚刚蠲免了田赋，却又要进行城市建设改造、成渝铁路修建、攀枝花铁矿勘探开采、延长油田钻采冶炼等众多大型基建项目，再加上川、陕两省派兵两路入藏，资金早已捉襟见肘，实在无力支撑对湖北的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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