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元起说得非常轻松，仿佛浙督朱瑞随时愿意奉上一座天然良港似的，其实完全不然。在民初这个“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年代，各省都督最重视的就是地盘，因为有地盘才有兵丁，才有粮饷，才有说话的底气，才有向中央及周边省份叫板的实力，他们当然不希望有人在自己的地盘上横插一脚。
那些敢于开口借地的都不是什么易于之辈，如果宽厚仁慈一些还好，顶多就是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如果是桀骜不驯的主儿，借地很可能变成假途灭虢，由不得他们不小心。而且这个口子不好轻开，这回借了，下回借不借？东家借了，西家借不借？还有兄弟、同袍、师长等等，三借五借，只怕他这个省府都督会一变成道员，再变为知府，三变为县令，紧接着就该回家卖红薯了！故而无论是恩主还是中央政府，最好都是免开尊口！
孙元起这般说话，大半是为宽慰蒋志清这个海军总长。而且前清宣统三年（1911）年初，载洵雄心勃勃想要振兴海军，鉴于国家良港大半被外国租借，曾专门派人在浙江象山购地四千亩、屋六百间作为军港之用，如今孙元起以中央政府之名继续征用这块土地，谅浙江地方也说不出二话。但如何与朱瑞说道此事，倒需要仔细斟酌，免得伤了和气。
要说洞悉人心，还数杨度。送走蒋志清之后，孙元起便急急派人请来杨度。
杨度听完原委，却是摇了摇头：“朱介人（朱瑞）虽然和我们走得比较近，但终究是外人，并非嫡系。如果现在贸然向他借地，难免让他心生芥蒂，容易为他人所乘。介石说得也很有道理，海州位于淮盐产地北段，而两淮盐税是地方财赋的大头，江苏省府自然不会让人轻易插足。但是现在程雪楼（程德全）北上就任交通总长，苏督职位出现空缺，此事又另当别论！
“江苏地位之重要，不劳杨某赘述。在其北方，鲁督周子廙（周自齐）是袁项城的亲信；在其西方，皖督柏烈武（柏文蔚）是革命党人；在其南方，浙督朱介人跟咱们有点儿瓜葛。现在苏督出缺，恰好赶上南北局势异常微妙，各方都在虎视眈眈，由不得咱们也要争上一争。”
“咱们怎么争？”孙元起不是不知道江苏在全国的重要性，然而自己的力量全部集中在西部，对于东部沿海的江苏实在是鞭长莫及。——要是张謇没有叛党就好了，他这个状元在江苏的影响力可是无人能及，要争这个都督绝对是十拿九稳！
“怎么争？咱们该怎么争就怎么争，能怎么争就怎么争，而且要无所不用其极！反正江苏是百熙的桑梓之地，咱们争起来名正言顺。”杨度摇着纸扇悠然说道：“对于袁项城、孙逸仙来说，得江苏则强，失江苏则弱，意义非凡。当然，对于我们来说也同样重要，如果得到江苏就等于在东部插下一根钉子，从而与浙江连成一片，迫使朱介人跟我们走得更近，并对袁项城呈两面包围之势。”
孙元起苦笑道：“正是因为会对袁项城形成威胁，这事儿才不好办。如果是袁项城、孙中山弃之不顾的边边角角，孙某何至于如此为难？”
杨度道：“咱们得到江苏会让袁项城感到威胁，那袁项城得到江苏，是不是也会让咱们觉得如鲠在喉？正因为此事令双方都为难，这才有相互商榷的余地。而且他现在还不是正式的大总统，需要仰仗新中国党之处颇多；你的任命已经获得国会通过，即将就任内阁总理，也有和他讨价还价的价码。这种问题怎么能主动退缩呢？官场上从来只有得寸进尺的，没有‘别人敬我一尺，我敬别人一丈’的！”
孙元起沉吟片刻，仔细权衡得失之后才答道：“争倒是可以争一下，不过眼下这个时机却不太合适。南方革命党人自宋教仁遇刺之后一直蠢蠢欲动，想要以武力手段推翻中央政府，只是慑于袁项城与我们联手镇压，这才蛰伏至今。如果我们与袁项城因为江苏之事而闹得不可开交，岂非给革命党人以可乘之机？”
杨度哈哈大笑：“我们害怕革命党人闹起来，只怕袁项城比咱们更害怕，急切想要拉拢我们共同对抗南方，所以眼下正是谋取江苏的最佳时机。当然以己度人，袁项城也不可能将江苏完全交给我们，否则他真的就大去之期不远矣！我们要以争全省的态势与袁项城交涉，最终就算不成功，也能落得一州半府之地；若是委曲求全，卑躬屈膝去讨要海州港，袁项城反倒未必肯施舍。”
顿了一顿，杨度又问道：“百熙，你汲汲谋求海州港，是想在明年欧洲开战之后加入协约国一方，就近向德国开战，并乘机夺取青岛吧？”
孙元起叹息道：“我们加入协约国还是同盟国还可以从长计议，但作为同盟国在远东最重要的海军基地，青岛无疑会成为双方鏖战的沙场。为了避免遭受池鱼之殃，我们这个东道主不能不提前做些准备，免得到时候神仙打架凡人遭殃。”
杨度却是不信：“若不是向德国开战，何须在海州设立军港？现在中国海军如此孱弱，真要想避免遭受池鱼之殃，就应该扬长避短，从陆路着手进行防御，而不是考虑海路。再者说，即便协约国与同盟国在青岛开战，对于我们来说也无太大关碍，反而对袁项城影响极大，因为山东素来是北洋军的地盘。一旦青岛爆发大战，导致山东全省糜烂，最着急的肯定是袁项城：有所匡救，则恐怕力有不逮；袖手旁观，则担心名声大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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