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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四叛镇的战事也只能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契机，却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本身。若想一劳永逸的解决掉藩镇之祸，其根源还是要从内政处着手才是，同时，内政若是处理好了自然能够在未来的大战中使朝廷取得更大的优势，这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看着眼前的李适，崔破轻轻说出这样一番老生常谈来。
虽是用语不同，但这类话语自皇帝陛下懂事以来实在是已经听的太多，大行皇帝讲过，无数德高睿智的勋臣讲过，是以他对之倒是反应黯淡，让他感兴趣的反而是讲这番话的人，一个被朝中大臣公认为少年莽撞、行事不计后果的“杀星状元”。确然，或许出使吐蕃之行事能够看出他对政事本身的敏感，但这也同样可以解为少年聪慧。但是这番治国的不二法门却是不同，非是久历朝事那时断然说不出来的。“也许他只是自史书中习来，或是听其族伯所言？”看着侃侃言说的崔破，这样一个念头自然的从李适心中迸出，为解此惑，皇帝陛下微微一笑道：“崔卿所言实乃至理，只是卿家既然能明此理，又为何会在晋州大行杀伐之事？这岂非与你所言不符？”
正在心中酝酿该如何进一步阐发自己所言，而又不至于刺激皇帝陛下那敏感的自尊的崔破想不到李适竟然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微微一愣之后，方才开言说道：“此二者不可相比”
“噢！这二者又有何区别？”李适饶有兴趣的看向崔破说道。
“微臣所领乃是一州之地，在此地州军土族互相勾结，积弊太深，便如膏肓重病一般，非下猛药不可解之；再者，但以晋州而论，彼辈固然势大，但是放之河东一道观之，也不过是疥癖小患罢了，是以小臣得浑帅一千精锐牙兵支持，便能一举将之尽除而不虞祸患。但是若将如此之法行之于我今日之大唐，那却是万万不行，前有四叛镇阴事朝廷，后有诸多藩镇欲群起效仿，在朝廷财力、军力都没有绝对优势的情形下出此重击必将激起天下大变，治大国如烹小鲜，莽撞不得，这二者之间实有天地之别，陛下睿智，必能明鉴之”崔破恭谨说道，话语中无时无刻不在试图打消李适心中急战的念头。
“莫非这世上真有生而知之者？”虽然知道眼前此子甚久，也曾有过他大婚之夜的一番对答，但那夜的崔破分明便是一个受不得半点激的血气少年，也不过短短大半载的功夫，此子何以就有了这般识见？百思不得其解的李适唯一能找到的答案便只有生而知之了。
想到这里，李适一时兴趣大增，身子微微前倾，抛开适才大而化之的论说，径直出言道：“那依崔卿所想，朕欲行内政之变又当由何处入手才好？”
“财税之法”崔破闻言，几乎是不假思索的如此说道，也不待李适再问，他续又开始解说自己此言的由来：“自武王伐纣定鼎建周以来，历朝历代莫不是行的均田之法，我大唐也不例外，高祖于建国后的武德七年颁布‘均田令’，将男子分为丁、中两等，授其口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并以此为基础再颁‘赋税令’，从而确立了我朝‘租庸调’的赋税制度。更由此延伸出征募军士的‘府兵制’，初时，此法使得耕者有其田，于我朝的安定及太宗成贞观之制实在是有莫大之功，但随着时移事移，此法实在是已难行于当世，授田已是不足，然赋税不变，地方酷吏更是变本加厉的于租庸调上强行摊牌其他杂税及徭役，最可恶者尤自假借朝廷名义而为之，民众实是不堪其中重负，四处逃亡，竟已至宁做豪门客户也不愿回乡做编户。如此利皆收之于地方，而骂名则尽归朝廷，实乃一大弊政。如今我大唐之在籍编户尚不及高宗时三一之数，如此之少的人缴纳赋税自然就太府空虚，民众既已逃亡又如何征召府兵？地方官吏为自己仕宦前途计，多将逃亡编户的赋税强加于尤自在籍的的农人身上，而为凑足所应征召的府兵之数，虽老幼不避，只为凑数而已。如此一来使本不愿逃亡之编户也只能无奈逃亡，更使我朝徒耗养军钱粮而战力低弱，以微臣看来，财税之法不变，则富国强兵难行”
“赐茶”李适对身后侧站立的小黄门吩咐了一句后，饶有兴趣的再看了慷慨陈辞的崔破一眼，面带笑意问道：“那依崔卿所言这财税之法又当如何更之？”
奏对以来长篇大论了许久的崔破早已是口渴难耐，加之此时也不容他细品，谢恩后，遂接过小黄门奉上的香茗一饮而尽，言道：“至于这财税之法如何更之，微臣却是不晓，如今圣天子在位，朝中人才济济，陛下定能找到适宜之人前来主持其事”他适才所言，多是于后世书中习得，虽极力回忆依然是说得不全，此时再让他细细讲解这变更之法又如何能够做到？也只能先一个花枪绕过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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